20世纪初，随着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神圣家族》（1845）、《共产党宣言》（1848）等重要理论著作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开来。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既吸收了各种国内外理论资源以丰富自身，同时也与中国社会文化有着深入的互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奠定了基石。例如，朱光潜的《谈美书简》（1980）、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问题，获得了一些新认识。

　　为更好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促进中西方学者间的交流，王杰及其团队编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王杰、沈郑、尹庆红、徐方赋：《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外文出版社2022版），围绕当代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采访了西方学术界多位知名学者。

　　作为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访谈可以反映出被访者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轨迹，从而通过了解西方学术界的现状和新发展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同时，西方学者也可以了解中国，加强中国和西方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王杰曾提出三点心得。第一，通过阅读西方优秀学者的著作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与同他们对话在理解的丰富性上有很大的差别，通过访谈可以与西方学者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第二，做理论研究一定要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够理解学术思想的谱系。第三，访谈与对话可以帮助研究者进入学术的前沿，激活学术思维。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由于各国的文化水平和文化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各国多样化的美学最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融合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该以怎样的理论姿态面向世界？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否发生了改变？其如何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中求同存异？这些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

　　迈克尔·桑德斯提出，工会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影响力不如从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实际上在于如何严肃对待美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长期关注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问题，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发展。中国的问题和经验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更好的资源。

　　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要具备世界视野和开放包容的胸怀。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轫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将其放在中国语境中才能讨论其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可能性。

　　在与凯文·安德森教授的交流中，王杰提出中国对悲剧的理解与西方不同，从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理论分析《红楼梦》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关注悲剧问题。凯文·安德森认为，悲剧远远超过了某一特定的宗教范畴。现代悲剧是从一种审美形式的立场出发，它使我们能够反思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王杰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中，对悲剧概念的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转型。

　　本书还从西方学者的著作与深耕领域出发具体讨论了有关社会及马克思主义问题。对特里·伊格尔顿教授的访谈主要内容集中于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是其文学批评理论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范畴。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学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伊格尔顿教授提出，美学是个模糊的概念，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即使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者美学角度来看，意识形态问题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迈克尔·桑德斯教授将宪章派诗歌视为一种兼具美学与政治意义的实践。宪章派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这也使迈克尔·桑德斯教授在研究中颇为关注工人阶级的动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在于试图解释表层文化现象与底层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文学作品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安东尼·西格教授提出了关于表演的社会、政治和美学问题，以及声音与价值观和社会进程的关系。蒂姆·惠勒教授谈及了艺术形态、审美活动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强调人文教育，尤其是艺术和审美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教授探讨了美学革命的概念、前卫艺术的意义、艺术与政治的意义、中国美学革命等问题。珍妮特·沃尔夫教授把“艺术社会学”看作“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在所有情况下，“艺术社会学”都是一个关于知识形式如何通过社会过程产生的问题。

　　本书通过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搭建了当代中西美学交流的桥梁，加强了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