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国电影开始担负起宣传民族救亡的重任。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1932年至1935年间，中国共产党专门成立了电影小组，由夏衍负责创作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作品。这批电影作品以鲜明的民族主题、高昂的斗争精神成为“电影抗战”的时代先声，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有力地配合了20世纪30年代的抗战民主运动，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领导机制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帝国主义利用电影这一新兴媒介，在将歌舞升平、情色爱恋等迂腐观念灌输给中国人的同时，还赚取了丰厚的利润。据统计，1930年全国250多家电影院中，只有50家左右选映国产影片。这种畸形发展的趋势，不仅在经济上严重打压了民族电影业，而且还放任了国人麻木不仁的态度。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军的暴行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电影公司开始转向创作抗战题材的电影剧本，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适时地成立电影小组，并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电影小组由中共党员与思想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组成，其中，夏衍专门负责电影创作的具体工作。夏衍，原名沈端先，192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不仅自己直接参与创作了如《狂流》《风云儿女》等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还陆续邀请沈西苓、王莹、胡萍、郑君里、舒绣文、司徒慧敏等人加入到电影剧本的创作中来，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电影创作群体。此外，党的电影小组还主动团结、争取了一部分党外进步人士直接参与到电影制片过程中来。其中，蔡楚生拍摄的《渔光曲》以现实的题材、动人的情节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创造了连续上映60天的纪录，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反响。1932年至1935年间，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电影创作者们先后独立创作了15部抗战电影，如《狂流》《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丰年》《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等影片。这些影片以国家面临的生存危机为背景，揭露了旧社会的现实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帝反封建思想，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意识的觉醒。

　　党的电影小组除积极领导剧本创作外，还创建电影评论队伍，借助报纸、杂志等媒介加强对电影理论、评论的宣传。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一批进步的影评工作者在《电影时报》《电影专刊》等新闻报刊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对有毒害的电影进行深刻的批评，对有着良好教育意义的电影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广泛宣传。与此同时，党的电影小组还创办了自己的理论刊物《电影艺术》杂志，秉承着“公开的斗争，客观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学术的介绍”的宗旨，对当时的电影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评。在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下，中国电影进入一个新阶段。

　　红色基因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一理念是我党长期以来关注的重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就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的理念，他们运用贴近民众的创作理念与手法，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早期抗战电影注入鲜明的红色基因。

　　首先，突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导思想。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中国人民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成为重中之重。鉴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党的电影小组提出，“目前的形势严重……中国民众，如果不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战斗出来，只有死亡……因此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同时还强调，帝国主义对我国民众的侵害是利用封建势力直接或间接地进攻民众，因此中国民众在解放运动的战斗中，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还要打倒封建势力。由此，党的电影工作者将反帝反封建作为电影创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以及选材标准。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指导方针，党的电影小组在上海筹备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从1933年5月开始，该协会专门组织党员在《明星月报》杂志上发表系列评论文章，详尽地陈述了当前电影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与基本内容，如《明星月报》第一卷第一期刊发了笔名为“尘无”的评论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电影的当前任务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同时又批判资产阶级“已经背离了革命而投降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怀里了”，由此重申党对当前电影事业领导的重要性。

　　其次，电影内容喜闻乐见。党的电影小组在讨论中提出，反帝反封建影片必须是大众化的，在内容上“尽量引用大众的真生活”，并“拿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在形式上“也应该非常明快，多动作，少对白，千万不要运用一切倒叙、回忆等只有知识分子或看过电影的人才懂得的手法”。因此，党领导下的抗战电影坚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作为主要创作原则，将民众身边发生的日常故事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反抗决心。为了取得积极的效果，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多聚焦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命运。

　　最后，以隐喻现实为创作手法。抗战影片的放映引起了反动派的极端不满，基于此，党的电影小组根据当时形势提出新的要求。席耐芳建议在影片创作时不要鲜明地指出主人公的出路，而是要采用隐喻的手法，“赤裸裸地把现实的矛盾、不合理，摆在观众的面前，使他们深刻地感觉社会变革的必要，使他们迫切地找寻自己的出路”。于是，隐喻现实便成为当时抗战电影的主要创作手法。如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的《中国海的怒潮》将纯良忠厚、赤贫如洗的渔民形象与压迫剥削人民的封建劣绅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封建势力对无辜百姓的剥削与压迫，又通过设置劣绅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渔船侵入中国领海捕鱼这一情节，暗喻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百姓的事实。影片除了在主题表现上采用隐喻的手法，在镜头运用中也多采用象征手法。

　　深远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电影不仅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识，还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指明了正确道路，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电影积极宣传了抗日思想，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民族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电影作为一类大众传媒工具，在党的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抗战的舆论先锋。1932年至1935年间，党的电影小组创作了多部抗战电影，这些电影以反帝反封建作为主导思想，经公开放映之后，犹如惊雷般唤醒了人民大众，使观众意识到：在民族存亡之际，每个人都有参加抗战的义务，抗战是每个中华儿女应尽的责任。这些电影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思想的传播，在鼓舞人民群众的同时，紧密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运动。

　　其次，抗战电影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引导中国电影转向对民族存亡的关注，并使其逐渐步入社会主流文化。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下，中国电影一改之前家长里短的选题创作，转而聚焦民族存亡的时代命题，对个人与社会、民族与国家进行深入思考，不断丰富创作内容，使电影自身的文化内涵、思想境界都得到了升华。

　　最后，抗战电影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电影创作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从创作形态来看，红色经典电影延续了抗战电影“唤起底层人民反抗”的创作思想，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另一方面，从创作内容来看，红色经典电影延续了早期抗战电影中的阶级斗争模式。早期抗战电影叙事完成了个人暴力抗争转向群体、阶级的暴力抗争，并将其合法化。红色经典电影则将早期抗战电影中贫富对立、阶级侵略的暴力斗争模式延续下来，成为宣扬反压迫、反侵略的继承者。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