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在汉代碑刻当中十分特殊。此碑石面规整、形制有度，与他碑无异。如若走近细看，就会发现碑石四面全部刻满文字，碑阳、碑阴、碑侧内容安插紧凑，简直密不透风。这样敬惜片石，在中国历代石刻中都堪为“节俭刻石”的榜样。

　　《礼器碑》本事

　　《礼器碑》无额无题首，称谓甚夥，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韩明府修孔庙碑》《韩敕礼器碑》《韩敕碑》之说，此碑四面皆刻，隶书，高173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碑阳十六行，满行三十六字；碑阴上下分为三列，各十七行；左侧上三列，各四行；右侧四列，各四行。此碑原在山东曲阜孔庙东庑，后移入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

　　《礼器碑》碑文主要讲述东汉桓帝永寿年间，鲁相韩敕继承鲁国尊孔传统，免除孔子母亲颜氏、妻子并官氏在鲁国后裔的徭役赋税，修饰孔庙，增置礼器车舆。吏民百姓感念其功，捐资刻石。韩敕追述因孔子之母颜徵养育孔子之功，免除居住在鲁亲里的颜氏、安乐里的孔子妻子并官氏族人后裔的徭役赋税，以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之心。韩敕尊孔推及其亲的举措，笔者并未见到之前的文献记载，仅见孔子嫡系每代封一人为褒成侯的记录（详见《乙瑛碑》）。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乙瑛碑》）153年，桓帝下令在鲁国孔庙设立百石卒史，管理礼器。人员设置好了，接下来就该查漏补缺、整理孔庙内务了。“君于是造立礼器，乐之音符，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壶，修饰宅庙，更作二舆，朝车威熹。”到156年，鲁相韩敕完成了对孔庙建筑的修葺整刷、礼器的增补、车舆的添置。从制度（设褒成侯、百石卒史，免颜氏、并官氏后裔繇发）到具体礼器都已完备，全面构建了尊孔的氛围。另外，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上书请求设置百石卒史的是鲁相乙瑛，等153年3月皇帝诏命下来，接旨的成了鲁相平。156年刻的《礼器碑》里歌颂的鲁相又变成了韩敕。鲁相作为孔庙的直接领导，其贡献孔庙皆刊石记录。但三四年间出现了三位鲁相，相继为管理人民之官，此职人员流转过于频繁，说明鲁国政局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关于韩敕的记载，除《礼器碑》外，或还有一碑。洪适的《隶释》言此碑立于威宗永寿三年（157），此碑阴与《礼器碑》碑阴列数不同，可以肯定是两块碑。并且，从洪适把碑阳、碑阴分别著录于《隶释》《隶续》来看，他看到的不是原石，而应该是先后得到的拓本。后来朱彝尊在《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里也提到这块碑，所言没有超出洪适记录，大概转录而已。

　　《礼器碑》的刊定

　　据笔者所见汉碑拓本，《礼器碑》将捐款者姓名及捐资数额等信息镌于碑上，在存世汉碑中当属首见，或许这是吏民“众筹”刻碑的开端。并且此碑确立了碑阳刻正文，碑阴及碑侧刊捐款人信息的通例（关于《礼器碑》碑阳亦刊捐款者信息的问题，下文解释说明）。影响所至，如其后出现的《曹全碑》《张迁碑》比比皆是。《礼器碑》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或许正由于此举，才引起了此后汉碑刊刻数量的激增。《礼器碑》刊捐款人的动因不外乎鼓励大家资助，作为回报，名随石存。这种新颖的留名方式得到了吏民的积极响应，也就不难理解《礼器碑》题名呈现出的满满当当、见缝插针的样子了，这种爆发式题名也是绝无仅有的。

　　通观《礼器碑》整拓，不管是碑阳，还是碑阴、碑侧，给人的感觉就是密不通风。碑面绝少留白，显得紧紧巴巴。矗立在孔庙、记载严肃之事的碑，怎么会刻成这个样子？细观《礼器碑》可发现一些缘由。《礼器碑》碑阳文字体匀称，疏朗有致。末尾捐款人信息部分，与碑文不同，字大小有变化，因其在最末两行半，对碑阳整体影响不大；碑阴上下分为三列，字体情况大体与碑阳相似；碑左侧未见界格，但字体安排从容如碑阳、碑阴，上下三列，因未有界格规范，行与行之间出现参差错落，字之大小稍有别；碑右侧亦未见界格，上下分为四列，字体虽仍沉稳，但明显较碑阳、碑阴及左侧为小。看完这四部分，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书丹者的书写顺序应是碑阳、碑阴、左侧、右侧。

　　说到这里，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我们细观四幅拓本，竟然发现了“闯入者”存在！所谓“闯入者”是指那些打破碑面正常行款设计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碑阳、碑阴及两侧皆有存在。碑阳最后两行半所刊为捐款者信息，行款很乱，既不是碑阴的上下三列，也非碑侧的三列或四列。并且，突破碑面上预设的界格，出现了两格刻三字的情况。很明显这是界格文字刊刻完毕，利用空白再行刊刻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碑阳本来没有刊刻捐款人信息的计划，碑阳只刊正文，碑阴刊资助者信息。现在呈现的结果只能说明碑阴及两侧不能容纳这些信息，才使得它们跑到碑阳与正文并列。由此，我们大体可以还原《礼器碑》当时写刻的情景：书丹者先写碑阳正文和碑阴界格内部分，书写至此，洒脱自然，字体大小一致。然后是碑的左侧，接下来是右侧。这两部分越写越紧凑，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像碑阳、碑阴那样疏朗，写不开了，只能挤一挤。即使写手刻工尽力节约空间，但字体法度仍存。等把碑两侧也写满了，才发现还有捐款者名字没有写上，没办法，只能到碑阴寻找空间，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碑阴第一行“辽西阳乐张普坚二百”、第十四行“故薛令河内温朱熊伯珎五百”、第十五行“故豫州从事蕃加进子高”等“闯入”的小字。等把碑阴塞满了，仍旧还没刻完，只能把碑阳正文剩余的两行半空间用上了。至此，《礼器碑》刻完了，所呈现出来的写刻顺序不像上面推测那么简单，全程应该是：碑阳→碑阴→左侧→右侧→碑阴（补入）→碑阳（补入）。这种事出现在打有界格碑石上，看上去过于“离谱”，若把鼓励吏民捐款刻碑的背景考虑进来，就容易理解了。资助者的捐款行为是一个陆陆续续的过程，可能一直持续到刊碑结束也未可知。应该说《礼器碑》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事前计划（因刊刻字数打界格）与因时变化（刻碑过程中不断有资助者捐款）的完美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常见的《礼器碑》影印本多为剪裱本，前后顺序是碑阳、碑阴、右侧、左侧，与原碑刊刻的顺序应该是不同的。

　　《礼器碑》比《乙瑛碑》在时间上晚了三年，虽然在记录内容上有连贯性，但在隶书书法上却呈现出不同面貌，《礼器碑》要精进很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汉隶第一”“隶书极则”。正如杨守敬所言：“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礼器碑》的书写者隶书功力很深，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写刻背景，书写者在界格内、碑两侧、插空处的不同考虑就呈现出此碑风貌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有极大的可能暗示着《礼器碑》出自不同书家的手笔，或者最后“闯入”的捐助者名字，干脆就是刻工铁笔所为。

　　《礼器碑》刻成之后，历代著录颇多。郦道元《水经注》最早言及此碑，宋代以来金石书籍莫不著录。但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最早《礼器碑》拓本为明初拓本，实际上，观摩临习此碑，最好能以剪裱本为基础，参以整纸拓本。剪裱本方便展观，究察细部，整纸拓本表现整体气象，传达书写者、刊刻者在不同情况下的书写刊刻面貌。二者相参，方能深入理解此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古代石刻刻工考录”（19BF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