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麦克罗比的亚文化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她不仅触摸到微观领域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同社会规训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关注到青年亚文化中所隐藏着的性别差异与霸权问题。她认为青春期的女孩亚文化更多地诉诸自我体验式的选择与抗争，这与青年男性文化有很大不同。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女孩在与成人文化抗争的同时还要反抗青年亚文化中隐藏着的父权制。于是，麦克罗比摒弃了以往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单向分析模式和潜在的男性话语霸权，尝试建构女孩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以女孩亚文化建构唤醒迷茫的青春

　　首先，麦克罗比指出不能用成人女性文化、青年男性文化来替代女孩文化，应该对亚文化中潜在的青年男性至上主义进行前提性反思。在以往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父权制对女孩文化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早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最终导致女孩文化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青年男性话语所建构，青年男性文化的主体地位潜移默化地成为研究者的理论前提。因此，她批判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女孩文化的“自我”缺席，认为这些看似客观性的研究是片面的。一方面，这些研究忽视了女孩的个人经验和生命体验，没能准确捕捉女孩文化独特风格；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研究过多地强调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过多关注青年亚文化同主流文化的显性对立而非隐性对抗。在现实生活中，女孩亚文化的规训逻辑也是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因此，麦克罗比见微知著，把女孩亚文化研究从宏观的政治抗争和阶级对立同微观的个体生活方式内在地联系起来，透视了女孩在主体性建构上的艰巨性。

　　其次，女孩亚文化是隐晦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她们构建了自己所认同的社会信息系统并作为日常生活指南。因而，在麦克罗比看来，文化领域的对立已经突破了阶级和政治对立界限，更多地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认同和意义构建。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通过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和消费方式来表达个性，塑造着一种不同于男孩的休闲空间和个人风格。她们的化妆、婚恋、服饰、装修、收视、娱乐、阅读、言谈举止、消费等都在努力传达一种自我性。因而，与男孩不同，女孩们自觉地用非暴力方式改造这些流行文化并“为我所用”。女孩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保持距离的同时，潜在地蕴含着自己所特有的抗拒形式。她们不仅通过差异性来构建自身的独特价值，还对主流文化合理性背后潜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关系提出质疑，并试图打破对传统和主流文化的价值认同。因此，她们对生命困顿的无力抗争实则是对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理念、统治秩序的反抗。

　　最后，麦克罗比强调了个体在社会文化境遇中的主动选择与构建作用，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被动接受。文化发挥着社会规范的作用，代表着社会对个体行为合理性的内在要求。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认为，女孩被大众传媒和消费逻辑所操纵，仅仅把她们看成是一个完全被动接受的、被塑造的群体。然而，在具体性上，文化却是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凸显了个体对文化的能动选择性和建构性，以文化来构造和影响社会。女孩们选择那些被主流文化所边缘化的东西，并在自我意义上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这些被赋予负面意义内涵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东西被她们的创造力所激活，并被颠倒过来作为自己本质的确证对象。她们不承认主流价值观念的合理性，而承认亚文化价值理念的合理性。可见，亚文化的社会化合理性并不因为其范围小、边缘化而遭到遗弃。与此同时，女孩们并不排斥流行文化，反而认为流行文化是展示个性与风格的重要表达方式。因而，很难把女孩亚文化归入标新立异行列，或从众主义行列的任一种。比如，青春期杂志《杰姬》虽然代表了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但却使女孩的个性得到自由表达。因此，休闲娱乐活动虽潜藏着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却被女孩们的多元个性追求和感受体验悬置起来了。

　　符号消费与青春期的幻象

　　麦克罗比的女孩亚文化研究虽然突出了女孩的主体地位，但却是建立在符号学和传播学分析基础之上的。女孩们的日常生活体验确实参与了文化意义建构和价值选择，但只不过是编码和解码过程中赋予了一种感性的社会内涵，并把自我同社会进行了割裂。这种个人主义文化消解了自身的公共维度，在片面强调个性和平等性的同时缺乏包容意识和对话意识。不但不利于个体的社会化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社会秩序，造成社会思想混乱。这将导致社会文化的碎片化。

　　女孩亚文化不仅是消费亚文化，还是审美亚文化。麦克罗比虽然把文化研究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用日常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凸显文化研究的多样性。但这种立足日常生活经验的审美亚文化过于强调生命意义的感性化。比如，一些女孩在享受音乐、舞蹈所带来的快感中拯救自我并以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消费亚文化中还蕴含着物化思维，正是个体审美使物具有了独特的神圣价值和意义光环。因而，这种把愉悦和政治相结合的亚文化最终也难逃商品拜物教和符号拜物教的异化命运。

　　总之，女孩亚文化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丰富了青年亚文化的内涵。然而，其表面上看是遵循自我驯化的逻辑，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主流社会文化和资本逻辑的规训。因此，女孩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依旧是个现实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体的文化建构和符号解读问题。

　　（作者单位：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