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田伯（René Etiemble）是20世纪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也是少数同时涉足中学和西学的东方学家、汉学家。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世界文学的著作，其中《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一文，作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理论最早的代表作之一，被大卫·达姆罗什收录到《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过多地被应用到欧洲文学关系中，应该在全球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可以说，终其一生，艾田伯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许他的世界文学观念不无“乌托邦”色彩，但在全球基础上重构世界文学，已成为当下世界文学建构的重要方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田伯世界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不变量”（les invariants）理论，恰恰建基于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造诣。

　　中法文学的“不变量”

　　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艾田伯的“不变量”理论，是在1992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中。该书译介了艾田伯有关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代表性论文，特别是与中国相关的文章。艾田伯夫人在序言中提到了“不变量”理论。“他设计了一种关于‘不变量’的理论。其中不变量所指涉的，正是各种形式的文学，特别是口头形式的文学。”这里的“各种形式的文学”“口头形式的文学”，具体所指并不明确。要了解“不变量”的具体内涵，还需要追溯到他的代表著作《比较不是理由》，在这本著作中，艾田伯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了该理论。

　　《比较不是理由》出版于1963年，其中至少三次提到“不变量”一词，并具体解释了其内涵。艾田伯在批评当时法国学派局限于事实影响研究时指出：“既然我能用公元前1世纪到12世纪的中国诗歌来阐明欧洲18世纪早期浪漫主义的所有主题，那么显然存在一些文学固有的形式、文类、不变量，总之，只要有人，就有文学。”艾田伯认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可以相互阐释、印证，是因为它们的形式、文类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也是文学的本质特点。紧接着，他以总结的方式进一步进行阐释：“只要有人，就有文学”，暗示了“不变量”与“人”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但是，在这一表述中，“不变量”作为与“形式”“文类”并列的词语，并没有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其所指， “不变量”与“人”的关系也没有被进一步说明。我们需要考察他在该书中的第二次表述，以便更好地了解其“不变量”理论。

　　诸文学的“不变量”

　　艾田伯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普遍结构时，又一次提到“不变量”：“为什么中国小说家所创作的优秀小说的形式与西方18世纪的小说一样？系统地研究与西方文明相去甚远的民族的小说，或许能揭示小说这一文类的不变量；另一方面也能认识到小说形成的历史偶然因素，它们往往是随机的。”尽管艾田伯没有道出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小说“不变量”是什么，我们也无法获知他在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18世纪小说中探寻到了怎样的共同特征，但这一表述已经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什么是小说的“不变量”：世界上所有小说的共性，而这共性构成了小说的本质。如果说此处的“不变量”仅限于小说本质的探索，那么在其论述“比较不是理由”的尾声部分，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艾田伯对“不变量”理论的第三次重要论述主要集中在《比较不是理由》一书的“从文学到比较诗学”部分。艾田伯提出将历史考察与审美思考相结合的比较方法。乐黛云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一文中，认为该方法的提出是他“最卓越的贡献”。其实，艾田伯对比较文学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调和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他的思考更加深入，眼光更加长远，目标直指总体文学，而“不变量”正是通往这一理想的文学世界的钥匙。他指出：“历史考察和审美思考这两种方法看似敌对，实际上相辅相成，如果能将他们相结合，比较文学最终会走向比较诗学。这一诗学不是从形而上的规律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从具体而微的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文类的历史演变、不同文明中每个文类所呈现的各种形式的本质。这种审美不是教条主义的，它是有益的。我们知道伟大的作品总让人耳目一新。由此可见，尽管我们热衷这一审美，且这一美学是通过研究文类史归纳出来的，但我们绝不是要将这些审美强加于人。然而我们为何不尝试构建一个不变量系统呢？通过仔细甄别而得出的这些不变量，将有助于当下的文学摆脱无序、困惑、丑陋，现在的文学即使没有迷失自己，也是在糟践自己。”尽管艾田伯仍旧没有明确给出“不变量”的定义，但这番论述足以表明什么是“不变量”。从本体论看，“不变量”是诸文学的本质，它是一个复数集，关乎文学的种种规律和本质特点。它还是一个由各种常量构成的一个系统、一种机制、文学外在活动的内在动力；从方法论来看，“不变量”是通过具体而微的比较诗学研究归纳出来的；从功能来看，“不变量”是衡量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标准、某一文类之所以为某一文类的尺度，也是文学迷途知返的指明灯。至此，我们基本能对艾田伯的“不变量”理论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

　　“文学是人学”

　　当中国的读者重返他的首次论述时，会有十分有趣的发现。我们可以从艾田伯前两次的“不变量”论述中，发现中国文学对其“不变量”理论的建构意义。第一次提出“不变量”，是因为他在巴黎大学讲授欧洲早期浪漫主义文学时，全部援引了公元前1世纪到12世纪的中国诗人，在欧洲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了“不变量”。第二次提到“不变量”，是他发现欧洲的西班牙流浪文学“这些小说就其内容、技巧、笔调而言，同中国同时期出现的、并未受到西方影响的小说惊人地相似”。更为有趣的是，艾田伯首次论述“不变量”时，提出了“只要有人，就有文学”这一命题，这与我们所熟知的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不谋而合。可以说，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学“不变量”：在差不多的时期（艾田伯的《比较不是理由》出版于1963年，钱谷融先生提出这一命题是在1957年），两位素未谋面的中法学人，却有着对文学本质的共同认知。

　　艾田伯以“不变量”这一全新的概念，探索世界文学的普遍规律，有力批判了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比较文学，重新赋予了这一学科“比较”的理由：因为人类文学的“不变量”，“比较就是理由”。可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迥异的“他者”，对艾田伯构建其“不变量”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艾田伯的“不变量”理论，对中国文学以平等的姿态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学理论话语显然有着积极作用，对反思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有着现实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