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最初来源于哲学与美学，由德语词“Einfühlung”翻译而来，后在心理学中得到深入发展。罗杰斯是将共情运用于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共情“意味着一个人感觉另一个人的痛苦或愉悦，在感受过程中，他体验到这种感觉并觉察到原因，但仍会意识到自己只是‘好像’痛苦或愉悦”。后来对共情的认知发展为几个层面：完全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敏感地察觉到他/她的情绪；不作任何评价，不揭穿这个人没有意识到的感觉；用新鲜、不带危险的眼光审视并传达自己的感觉；确认自己是否准确把握了对方的感觉并寻求反馈。
共情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两种路径。情感共情通过情绪感染而实现，即当参与一方产生某种情感，另一方被诱发产生类似情感。情感共情建立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是由刺激所驱动的自动化过程。认知共情则加入了后天学习与经验成分，建立于智力理解及理性区分的基础上，是通过推测他人处境进而产生特定趋向的心理机制。两种共情模式是人类进行顺利沟通的辅助手段，共情能力越强的人越有可能了解外界环境和他人处境，进而作出恰当的行为选择。
伯克的“认同观”推动修辞学转型
修辞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传统上被认为是“言说的艺术”或“说服的艺术”。刘亚猛认为，言说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基本能力，而用说服取代强制与暴力作为协调群体行为的主要手段，则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古典修辞学诞生于古希腊时期，经过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发展，由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等修辞学家推向发展高峰，此时的修辞学与伦理学、教育学相结合，成为一门广纳多个领域的学科，在中世纪成为教育机构讲授的三大语言学科之一。在经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变更之后，现代主义修辞理论萌生并迅速发展。理查兹、图尔明、伯克等修辞学家先后对修辞学进行了界定与深刻挖掘，尤其是伯克提出的“认同观”，改变了传统修辞学始终带有的“说服”或“雄辩”色彩，推动了传统修辞学的研究转向与新修辞学的产生，为修辞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修辞学认同观分为三种形式，分别是同情认同、对立认同和无意识认同。同情认同指修辞者与受众在思想、情感等方面贴近，进而产生同样心理基础上的认同。对立认同指修辞者与受众在某方面拥有共同的敌人并以此产生认同。无意识认同指修辞者使用某些修辞手段使受众在无意识状态中产生认同。不同的认同形式指向同一个目的——使用修辞手段促使受众产生与修辞者的“共同体”意识，进而接受观点或者采取行动。认同观体现出新时代背景下修辞实践侧重平等对话意识，受众在修辞过程中同样掌握主动权，其存在本身就成为对修辞者的约束，或者从另一层面来说，是修辞者选择修辞方式和内容的驱动力。
共情修辞发展了新修辞学的认同观
修辞作为一种运用语言的实践活动，同时与修辞者的人格、情感等紧密联系。亚里士多德将修辞策略归于三点——逻辑诉诸、情感诉诸与人格诉诸。人类在不同情感状态下对同一事物的判断不同，这构成了情感诉诸的基础。因此，情感诉诸致力于调节受众情感，使其易于接受修辞者观点并产生行动。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情感诉诸理念带有一定程度的工具主义成分，但是这初步表明情感或者心理是影响修辞实践的因素，为后来修辞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修辞学家拉米对修辞过程中的情感地位同样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不可忽视，这是影响修辞效果的关键环节。如果能够把握受众的情感状态，将有利于修辞者作出合适的修辞选择，使受众对其产生友好感情，推动修辞活动朝积极方向发展。新修辞学更具伦理道德倾向，认同观将修辞者和受众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修辞者内在价值观起到塑造作用。
无论从传统修辞学还是现代修辞学的视角来看，修辞都是一场带有主观色彩和情感性质的活动。恰当利用该特征并在伦理允许范围之内调动受众情感与积极性，不仅能产生直接的修辞效果，还可对人际交流、社会环境等带来正面影响。此时，共情与修辞的结合就成为顺势之举。我们联系心理学的共情与修辞学的实践，提出“共情修辞”概念，即修辞者在修辞目的的驱动下，有意识地使自己进入对受众的共情状态，并采取特定的修辞策略，在能力范围之内实现与受众情感和认知在时间与程度上的同步。共情修辞以共情为基础，以修辞为途径和理念框架，使修辞者与受众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受众的存在本身对修辞者带来行为约束，使其将修辞实践限制在受众有可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此外，共情修辞具有较强的可调节性。修辞目的具有驱动性。修辞者在与受众达成共情的过程中，随时有可能调整修辞目的，甚至放弃原有的修辞目的。因此，修辞目的并非现实修辞实践中的真实结果，修辞目的和结果有可能重合，也有可能不同甚至相反。
共情对认知和情感的关注弥补了修辞对纯粹情感的侧重，从更为理智的视角对待受众，在分析对方主客观状态的前提下展开带有人本主义温度的修辞实践。这是对新修辞学认同观的继承，也体现了新时代修辞实践的发展趋势。
共情修辞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从全球视角审视国家关系，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天下大同”的和平愿景，关涉崇高的伦理与道德。各个国家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保护国家独立性的同时，最大化发挥国家关联的积极作用，超越了个体，而这种超越性使其在伦理与道德上占据主导地位，也成为修辞与传播的引领理念。共情作为理解他国、关爱他国人民的心理基础，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与道义要求，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人本主义色彩。而共情修辞作为展现共情的途径之一，提供了一种通过修辞改善国家关系的视野和实操路径。因此，可利用共情修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一，做好前期准备，保证修辞准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从多个方面黏合不同国家或者地区，黏合得越紧密，共同体建设就越完善。因此，当我们作为修辞者时，为了传达共情修辞理念并发挥其有效作用，需要在前期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认知和情感层面了解受众，由理性的角度出发，在意识到修辞者和受众不同身份的前提下，将自身置于受众客观与主观状态之中，会大大提升修辞选择的恰当性。
第二，共同利益为准，修辞目的可调。共情修辞以修辞目的为驱动，却并非以该目的为唯一终点。与受众实现共情的过程，也是修辞者重新认知受众的过程。当共情修辞采用者进行了前期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了解之后，会对受众的理解能力、接受范围等有所把握，并以此发现，如果原初的修辞目的无法满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就有必要及时调整修辞目的。这不仅有助于修辞过程的顺利进行，也对和谐共同体的建构有所裨益。
第三，肯定受众价值，传递尊重理念。修辞者如何将共情心理通过修辞的方式加以展现，对获得受众认同来说至关重要。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中，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作为第三和第四层次，是修辞活动所能触及的两个方面。为达到最佳修辞效果，共情修辞把握受众的情感和尊重需要，表达友好的交流意愿和平等的沟通立场，较大程度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进而有助于产生良好的修辞效果和修辞氛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共情修辞的运用使受众感受到被肯定与尊重的同时，也帮助修辞者一方建立和平友好的国家或团体形象，进而推动国际合作及共同体建设的深化。
随着全球经济、科技等领域的不断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性已经彰显。任何国家的应对理念与机制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进一步行动，这种全球命运与共的态势促使我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观照和尊重他国利益。调整修辞心态，引入共情心理，深切体会对方处境，从人道主义视角进行修辞实践，则有助于发挥修辞的作用，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添砖加瓦。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翻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