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哲学思想的译介与传播是关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涌现出诸多有关语言的哲学论述和通过语言分析来讨论哲学的经典篇章。比如，名实之辩、正名问题、言意之辩等语言哲学命题，蕴含着独特思维方式、精神气质与价值旨趣，意义深沉、内涵丰富。但长期以来，对中国经典语言哲学思想的翻译，存在力度不足、准确度不够等问题。阐发经典语言哲学思想的价值、推进其对外传播，对构建中国语言哲学的话语体系、开展中西哲学的跨文化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讲好中国故事、为繁荣和发展世界哲学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具有推动作用。

　　首先，塑造语言哲学自我。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自利玛窦（Matteo Ricci）始，就有中国“无（思辨）哲学”、中国古代无理性主义的声音。此类论断影响甚大，甚至一度引发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讨论。坚定哲学自我，是对这类错误观点的强有力回应。通过语言哲学渐入世界哲学与世界文化的核心，摆脱中国在此领域的边缘化处境，其重要前提在于塑造语言哲学自我。比如，刘利民在其专著《〈公孙龙子〉重释与重译》中，从名家的思辨特质出发阐释《公孙龙子》，坚持“公孙龙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观”的思想主线与根本立场，有力反驳了关于中国哲学思想的错误论断。根据刘利民的观点，不仅公孙龙强调的“名”“自藏”与柏拉图式理念等有相通之处，而且名家“正名”理论以及“名实”关系所讨论的就是语义学及语言哲学领域的核心关切。名家将对“名”的探讨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化，语言由此成为思辨的对象、运思的符号与内容，语义的概念性实在产生于人的思维的理性分析，而“正名”的关键在于考察语义是否符合其本质规定性，这与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视角并无二致。公孙龙“正名”之核心在于如何区分经验上的“实指”和概念上的“指称”，由此从理性主义视角保证人对世界的认知为真，这与西方语言哲学的核心“指称”与“意义”的讨论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语言哲学思想能够以“哲学”的名义塑造语言哲学自我，这为其对外传播与对话提供了学理上的基础。

　　其次，坚持融贯原则。所谓融贯原则（principle of coherence），是指哲学家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着内在一贯的特质，其文本与篇章中所含的观念与命题能够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内在融贯的义理整体。这当然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缘由，因为自相矛盾或对立的歧见和无序的文本在哲学价值上必然会大打折扣。坚持融贯原则，既是诠释经典的内在要求，也是衡量翻译可靠性的基本原则。对于译者而言，融贯意味着对于概念、句子的理解应与全文乃至整个经典的思想内核和其他重要命题意义的理解相一致。坚持融贯原则，是为了使对经典的理解取得内在一致性的论证，从而突破浅层的遣词造句，使得出的阐释和译文能够在共同构建的思想框架中得以印证和说明。比如，先秦不同哲学流派对“名”“实”的阐述之所以不同，根本就在于对概念的理解、思想的取向与层次、反思的对象与方法上有各自独立自洽的理解。孔子的“正名”，实质是赋予“名”以确立社会秩序之基础的重要地位；荀子则尝试以“心征”为“正名”寻找哲学认识论的依据；老子的“道”因不可言说，则从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言”“意”之关联，与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可言说的“Logos”形成截然不同的哲学趣味；墨家“效者，为之法也”的观点则显示出“名实之辩”的实践论倾向；名家则力图通过诉诸理性和语言分析来确定语言意义。诸如此类，如果译者的解读和翻译无法立足文献原本的基本哲学倾向与立场，就会导致对不同哲学家的文本和思想产生片段无序、零碎化甚至自相矛盾的理解，从而大大磨蚀了文本的价值和外译的意义。而坚持融贯原则，则能够促使对经典语言哲学文化的译介与传播，形成以语言本位论为核心、以分析性语言论为方法的研究气象。

　　最后，重视“形式相似等价物”间的关联与对接。按照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的观点，异质文化间交互的关键之一在于寻找“形式相似的等价物”，通过概念间的关联、相互诠释来实现“对话的对话”，达到传播之效用。因此，寻找中西哲学之间近似乃至对等的概念与命题并加以翻译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刘利民在翻译公孙龙子的《坚白论》中“离也者，藏也”这句话时，将“藏”释为“独立性存在”（being in and of itself）而非简单的“藏起来”（concealment）、“离”译为“analysis”而非“separation”，凸显出公孙龙的本意在于分离出的概念来自人对事物及其属性的分别认知，而这正是一种语言哲学的分析方式。再比如，在翻译《名实论》中，译者对“在”之“此性”（the essence of this）的含义译为“thisness”“thatness”，使译文的实质接近于西方关于“Being”的形而上学思辨。这些概念与新的翻译一道，在准确发掘出原概念蕴含的本质意义的同时，为中西语言哲学的对话在概念上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同时，这也反过来有助于以汉语表达、汉语思维透彻地理解乃至于表达外国人的哲学思想，达到有效传播之目的。由此可证明：以语言言说世界、对语义本身进行反思，人类对语言的理解、思辨与不同思维并不会因文化和语言差异而产生鸿沟，所以翻译经典语言哲学思想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语言哲学的宗旨不仅在于揭示外在物理现象，更要揭示人与语言、人与人的世界，我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亦不例外。在中国翻译历史上，无论是从汉代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时期，还是明清两朝的科技翻译时期，抑或是从20世纪起的学术名著与文学翻译时期，对于我国古代经典语言哲学思想的外译都有所欠缺。要发展好我国语言哲学，不能仅依赖于引进西方的理论，更要在阐释与翻译中重新认识并思考传统哲学旨趣的重要价值。基于语言哲学研究，对我国古代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精神展开重访、对经典文本展开重释、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展开重构，有助于人们更好认识中国语言哲学不同的精神气质，从而增强文化自信；而对哲学概念与命题内涵进行新译，能够推动传统哲学思想的跨语际传播和我国哲学界的文化自觉、推动与西方哲学的跨文化对话，从而为走出一条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语言哲学之路作出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国际主流媒体中国形象动态监测与分析研究”（18XYY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