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的跨界融合已是老生常谈，但如何将“口号”化作“实践”与“现实”，仍存在不少挑战。在众多交叉学科的尝试中，以跨学科为基础定义的比较文学无疑是先行者，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数字人文与世界文学为重要代表。比如，受限于文学的量产与不可穷尽，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世界文学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中提出了“距离阅读”的概念，与基于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相对应。他认为，“读得‘多’是件好事，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远读”就非常必要。这里的“远读”是指依靠分析单位对作品进行分类阅读，即利用对数据的分类处理和信息整合完成材料分析，通过文学与科学技术的融合实现世界文学的高远志向。
数字人文的局限性
由于文学与科学技术之间似乎存在某些矛盾或对立，一些人文学者对科学技术抱有警惕甚至敌意。不过，数字人文的潮流是大势所趋且不可逆转。当下，我们需要学习、掌握、运用数字人文的优长，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局限性，并积极寻找应对的方法。目前，数字人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数据检索基于单一语言的语料库。2017年，由海斯（Ursula K.Heise）集稿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比较文学的未来》出版。在《比较文学与计算批评——和莫莱蒂的对话》一文中，曾经大力提倡数字人文的莫莱蒂就其现状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大数据给比较文学带来了巨大而不幸的后果，那就是数字人文基本上是在文献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几乎完全专注于英语语料库，即美国的英语。”莫莱蒂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对于强调多语言能力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集中于某一语言的数据统计无疑是毁灭性的。从宏观角度来看，由于数据统计的文本检索对统一语言有着严格要求，几乎所有国家基于数据统计所开展的数字人文研究，无一不依赖单一语言的语料库。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凝聚了民族文学的活力与精神，却同时加剧了国别间、民族间的界限划分。看似代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数字人文，却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了极端的“地方主义”，也因此丧失了某些重要的人文价值。
二是定量的难以把握。当基于统计学的大数据应用于文学研究时，需要化少数的、细致的、精神的体悟与感受为数据的、广泛的、物质的量化与统计。而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把控定量的标准是当务之急。莫莱蒂认为，“当研究者通过数字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时，必须对量化的实体进行精准的定义，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怀疑态度来看待所使用的概念”。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意图对某一对象进行定量研究时，必须对其有最精确的定义，并选择最具说服力的标准。但是，人文领域所缺乏的，往往是边界分明。尽管人文学者可以从想法方面提供很多灵感，但想要顺利开展研究仍然需要包括计算软件操作者、统计学者等众多人员的齐心协力，同时要警惕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有效信息整合不足以及统计方法不适用等问题。对研究对象的精准定量也势必需要进行大量的调研与考察，这不仅增加了操作的难度，同时对研究者本身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与熟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关于人的阐释的缺失。源于西方的传统科学化的分类与归纳，已统治全球学术界过于长久的时间。目前，诸多学科逐渐显现出超越边界、交叉融合的趋势。数字人文绝非简单地将“数字”作为方法，将“人文”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机器所无法做到的，是如何去解释新的发现——它无论如何无法在多样化的语义选择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无论如何修饰，大数据最终呈现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依旧是一堆冷冰冰的数据与图表，并且不排除结论错误或是过于简单、流于表面的可能。于是，当数字人文完成科学的定量分析时，也极易丧失人文研究中最重要的感性与精神力量——这是人文学科的灵魂所在。传统文学研究的人文阐释意义将于此时再次得到体现，因为对一切关于人的学问的研究最终仍要落归到人的身上。
语文学的启发
随着数字人文的局限性逐渐暴露，有学者预见到工具阶段的数字人文将通过计算批评实现定量和定性的并举。“数据→模型→细读→理论→数据→……”的阐释循环，成为数字人文走向广泛而深层的人文阐释与文化批评的内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文本细读的中心地位与以往数字人文中“人”的维度的缺席密切相关，而联系到同数字人文一样在比较文学领域兴起的回归语文学潮流，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其中的奥秘。
滥觞于古希腊的语文学，意为“学问之爱”“言语之爱”，与中国传统的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于数字人文的人为跨学科，语文学天生便汇聚多重学科特性，即关心语法、修辞、文本等与精神密切相关的体验和联结，同时展开精校、对勘等工具性的实践。尼采认为，语文学“教会人们如何成为良好的读者，即缓慢、深入、专注、谨慎地阅读，运用内在的深思，用敞开的心灵之门，用娴熟的手指与敏锐的眼睛”。这种对人的强调和反思，正是数字人文所缺乏的，也是阐释循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更有意思的是，现代的语文学学科本身便是科学介入人文的最早实例之一。1777年，伍尔夫（Friedrich Wolf）入学哥廷根大学，他坚持注册登记在“语文学”之下，作为现代学科建制的语文学就此诞生。伍尔夫的举动与当时风靡欧洲的生物学等科学思想密切相关，其本意也是希望通过引入科学原则，让原本零散、无边界的语文学成为更加系统和学理化的整体，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力量。但学科化的语文学同样面临危机，正如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所说，“语文学推测性的维度将它排除在自然科学的范畴之外，而其经验性和技术性的特质又使它失去作为人文科学的资格”。因此，在后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语文学学科已经难以成型，并最终于19世纪分化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
回归语文学对文本阐释的主张与数字人文对大数据的强调看似走向两个极端，但其内核本质却是统一的：科学化的学科建制和精准分类已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禁锢，亟待一种动态、融合的机制来恢复和丰裕其生命力与多样性。正因如此，“新文科”才越来越成为人文学者所服膺的理念与共识。
综上所述，无论是广义上的文学跨学科研究，还是强调科技与人文融合发展的数字人文，它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方法的更新迭代，而是如何转变、更新乃至重建人文学科的本体概念。方法的更新推进了研究范式与认识论的变革，认识论的改变也会对研究对象本体产生影响。正如莫莱蒂看似无奈却又满怀野心地指出的：“数字人文不过是数字时代对文学、文化史采取的科学、理性和解释性研究的形式，但它必须从理论出发，并将理论的潜在秩序转化为实在秩序，由此创造出新的文学概念。”我们不妨就此展开新的联想：虽然目前数字人文研究使用的数据依旧是人类所创作的已经成型的文学底本，但文学概念本身却在变化，以一些科学技术（如人工智能等）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新型文学正在崛起。倘若以此为研究基础，数字人文又该走向何方？这无疑是一条遍布荆棘却又充满惊喜的探索之路。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