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类型学是语言类型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研究跨语言（包括方言）的语音系统结构出发，进而探讨人类语音系统在结构上的共性以及可能的局限性。语音类型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一直存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变革。回顾语音类型学的发展脉络，找到汉语语音特征和语音类型学的结合点，有助于发出语音类型学的中国声音。

　　归纳法阶段

　　语音类型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描写语言学的进展有很大关联。霍凯特（Charles Francis Hockett）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他在当时能够进行语音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更多、更可信的语言调查报告。后来的克洛泽（John Crothers）、麦迪森（Ian Maddieson）之所以能继续推进语音类型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也是有了越来越多可靠的语言调查报告。

　　随着语言调查报告的增加，一部分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言共有结构领域。在这方面，萨丕尔（Edward Sapir）认为，亲属语言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内在语音格局”。相对其他成分来说，这个“内在语音格局”更加稳固、不易变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萨丕尔所说的“内在语音格局”，不是就音值而言的，而是就语音系统的结构本身而言的。也就是说，构成语音系统结构的语音成分的数量以及相互关系，在这个“内在语音系统”中相对固定，而这些语音成分的具体音值（即语音表现形式）则可以变化。萨丕尔并没有排除存在两种没有任何共同语音成分的语言的可能性，因此他没有进一步探讨各种语言在语音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共性。不过，若萨丕尔认定两种不同的语音系统不可能由完全不同的语音成分构成，那么他或许便会考虑语音系统在语音表现上的共性。而事实也恰恰表明，人类的不同语音是存在共性的。

　　最早关注语音类型学并加以研究的是布拉格学派的成员，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兹柯依（Nikolai Sergeyevich Trubetzkoy）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特鲁别兹柯依在20世纪 2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语音类型学，并开始研究元音系统的类型学共性，得出了许多经典结论。比如，特鲁别兹柯依发现，世界上所有语言的元音系统都有开口度大小的对立。此外，所有语言都有一个基本辅音系列，而这个辅音系列包括双唇音、齿音、软腭音。这些结论后来都被实证研究所证实。

　　演绎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特鲁别兹柯依的语音类型学研究，在方法上还是纯粹归纳的。他没有演绎的思路，也没有把“蕴涵”概念引入研究中。雅各布森和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将演绎法引入语言类型学研究。这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雅各布森指出，紧喉音的存在蕴涵着塞音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语言有紧喉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有塞音。不过，若某种语言没有紧喉音，并不意味着这种语言没有塞音。此外，关于元音之间的蕴涵关系，雅各布森还明确提出“元音三角”的概念，并指出a、i、u构成了最小的元音系统，其他元音的存在蕴涵着元音三角的存在。如果有y肯定有u，而有u则不一定有y，也就是y的存在蕴涵着u的存在。

　　格林伯格提出，低元音的前后对立蕴涵着高元音的前后对立。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语言在低元音上有前后对立，那么在高元音上肯定有前后对立。反之，如果一种语言的高元音有前后对立，那么这种语言的低元音则不一定有前后对立。

　　大数据方法阶段

　　当归纳法和演绎法在语音类型学研究中得到充分应用后，建立全球范围的语音资料库便成为语音类型学后续发展的重点。以大数据方式推进语音类型学研究，是一种可行方案。斯坦福大学的音档库搜集了209种语言，但各大语系所占比例不够均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档库搜集了317种语言，对语言样本采取了严格的等额原则，在每一个小的语族里只收入了一种语言。麦迪森考虑了音系描写的可用性和质量，其基本语音材料都比较可靠。这些都为语音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界语言的语音大数据基础上，克洛泽和麦迪森归纳出15条元音共性规则。（1）所有语言都有i、u、a。（2）如果一种语言有4个或4个以上的元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有?匏或?着。（3）如果一种语言有5个或5个以上元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有?着，通常这种语言还会有?蘅。（4）如果一种语言有6个或6个以上元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会有?蘅以及?匏和?着中的一个，在?匏和?着这两者中?匏更为常见。（5）如果一种语言有7个或7个以上元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会有e和o或?匏和?藜。（6）如果一种语言有8个或8个以上元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有e。（7）如果一种语言有9个或9个以上元音，那么这种语言肯定有o。（8）在人类语言中，有5个对立性的元音音质是常态，常见语音系统的元音数量往往与这个基本元音数量相近。（9）一个系统中以高度相区别的元音数，应等于或大于以前后相区别的元音数。（10）如果一种语言有2个或2个以上内部元音，那么在这些内部元音中至少有1个是高元音。（11）同一纵列的内部元音数量不可能大于前元音或后元音的数量。（12）前元音的数量应大于或等于后元音的数量。（13）短元音系统的高元音和低元音，比相对应的长元音有更加央化的趋势。（14）鼻元音系统的数量，要小于等于口元音系统的数量。（15）如果一个鼻元音系统的数量小于相对应的口元音系统的数量，那么鼻元音系统中最有可能缺少的是中元音的鼻化音。由于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这些语音类型规则通常较为牢靠。

　　汉语研究助推学科发展

　　特鲁别兹柯依、麦迪森等人对世界上语言的语音格局进行了较为全面而详尽的研究。这些方法和具体结论，对我们研究汉语方言的语音类型学具有一定参照价值。在国内学界，李如龙在20世纪90年代就倡导，要对汉语方言的语音进行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的类型学研究，这是非常有远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语音类型学从创立到发展，基本上都是欧洲和美国学者在从事有关研究，他们往往以印欧语为切入点。因此，语音类型学研究中有比较严重的印欧语中心倾向，对于汉语的语音特性及其类型特征缺乏足够关注。在汉语中，“韵”是很常见的概念，指一个音节内部剔除声母的部分。汉语方言中存在非常多样的“韵”，特别是鼻音韵尾构成的韵，如an、in、un、ang、ing、ong等。印欧语则由于不是一字一音节类型的语言，韵的材料不如汉语丰富。对这些“韵”的构成及相互之间蕴涵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认识“韵”的语音类型特征。这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在语音类型学领域中的重要创新点。

　　此外，由于汉语是一字一音节语言，统计辅音和元音的组合非常方便。哪些声母和哪些元音会构成优势组合，哪些元音和哪些塞音韵尾会构成优势组合，或许中国学者对于这些问题会相对敏感，从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便利和优势。这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在语音类型学领域的创新之处。

　　总而言之，语音类型学最初在印欧语基础上总结和发展起来，目前仍具有印欧语中心倾向。中国学者如果在进行语音类型学研究时，能够基于汉语形成问题意识并深入探索，则将为语音类型学的发展贡献来自中国的创新力量。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