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涵义。在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强调个人欲望的解放、理性与权利的张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个人主义思潮日益沾染上利己主义的色彩，致使个人与社会群体相分离，因而作为时代症候群进入了思想家们的视域。同一时期，托克维尔与马克思都关注到社会中个人主义的问题。后者显然阅读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马克思曾提及此书。虽然有着相似的问题意识，但在个人主义生成的原因、应对个人主义的方法等问题上，两者给出了截然相异的答案。

　　托克维尔：以社会制度变迁的视角理解个人主义

　　1831年，为躲避法国七月革命的余波，了解民主制度运作的逻辑，托克维尔前往美国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调查，在此之后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托克维尔认为封建贵族制的崩溃，民主制及平等观念的兴起是时代的趋向，民主与平等的优势是能够照顾多数人的福祉，促进社会的繁荣。不过，托克维尔并不以民主为完美无缺的制度，认为伴随民主制度而来的其中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个人主义。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又心安理得的情感，最终将与利己主义合流。在私人生活中，它使个人与亲属及朋友相疏远；而在社会政治生活里，它又让公民与同胞大众隔离，导致社会公德日益衰弱。托克维尔担忧个人主义将导致两种关联性的后果：首先，社会的公序良俗将为封闭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所侵蚀。其次，个人主义使公民退缩至私人领域，仅关注个人利益的得失，而无心参与政治。托克维尔警告这将损伤共同体，甚至成为培植专制的土壤。

　　为深入揭示个人主义，托克维尔从两方面详尽阐释了这一思潮兴起的原因。第一，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使得大量个体出现。在封建贵族制时期，一个人或从属于家族，或从属于某一社会等级，从而拥有相对稳固的位置与关系。因此，每个人都意识到在自己之上有庇护者，而自己也有义务扶持地位较低者，从农民乃至国王，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群都被钩联在一起。反之，在民主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枷锁被打破，大量平等的个体出现了，由此带来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第二，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利益龃龉加剧了个人主义倾向的形成。民主制取代封建贵族制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长期的激烈斗争，在革命中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仇恨并不会随着民主制的建立而烟消云散。在民主制刚刚兴起的社会中，从前的贵族没有忘记昔日的荣光，他们将新社会平等的公民视为压迫者，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局外人。而过去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如今虽然享受着平等，内心却惴惴不安，一旦遇到过去的上级，则会投以“既表示胜利又表示害怕的目光，随后远远地躲开”。因此，在经历革命后的民主社会中，大家往往选择独善其身。总之，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变革引发了个人主义思潮。

　　针对由民主制度造成的病症，托克维尔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弥补。他寄希望于参与政治的自由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彼此利益的联系，促使大家行动起来打破隔阂，共同参与对共同体的重塑。托克维尔认为，公民通过自由参政以掌管地方、参与国家事务有三大裨益：第一，参与公共生活能够让大家意识到个人无法孤立地完成事业，而需要谋得众人的援助。第二，公民参与政治能够接触到现实的事务，如筹备修筑一条通往家乡的公路，公民在这一过程中能最切身地意识到个人与集体的休戚与共。第三，自由参政制度的充分落实，能够让每个人时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社会之中。久而久之，一种能够救治个人主义病症、团结社会的新风尚就会产生并蔓延。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视角理解个人主义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深入参与社会政治问题时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开始意识到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德法年鉴时期，经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对犹太人问题的审视，马克思洞悉了国家制度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非前者决定后者，而是市民社会根本地塑造了政治形态。由是，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幻相：神圣公民制度里的公民实际上“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而所谓参与政治的自由依然取决于财产的多寡。可见，资产阶级式的自由不仅没有如托克维尔所希望的那样，成为缓解个人主义的灵丹妙药；相反，它成为佐证并放纵个人主义存在的催化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作为一种透视社会与历史的全新方法论第一次得到了阐释，与之伴生的是一种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理解人的新视角。因此，追究个人主义产生的根基，要穿越制度的表象，深入考察“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形式与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匹配，个人主义出现的18世纪既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膨胀式发展的年代，也是分娩着社会大生产与物质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年代。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裹挟而来的私有制强化了个人主义的逐利逻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孕育的巨大的生产力则为个人主义单子式的生活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态出现了一次历史性转折：在生产力原始孤立发展之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而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与全面关系的体系时，相应地出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主义所谓的独立生活只是浮于表面的假象，感性的现实却提醒着人时刻需要来自物质交换的支持。生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个人主义，非但无法实现个人的独立，反而会将个人的特质消弭于货币或资本之中，社会主体由此成为均质的、以资本为尺度的人。由此，借助唯物史观的视角，马克思解释了“个人主义”思潮的物质基础，并对这一思潮中所谓的“独立”，进行了彻底的祛魅。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全新方法论，蕴含着解释乃至改变世界的意愿。因此，唯物史观能够为突破个人主义藩篱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首先，唯物史观以历史的视野解读个人主义的观念，而非直接以单纯的道德价值去评估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是否冲突，在通常的情况下，取决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个人在处理自身与整体关系中的道德问题。” 其次，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作为人类最后一个史前史，客观上为实现真正的解放打下了物质基础。最后，唯物史观关注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唯物史观所关注的“现实的个人”在历史发展中所指向的未来，是真正人类历史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既不拿利己主义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反对利己主义，而是改变产生这一对立的物质根源，即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改变私有制与片面的分工形式，使得各个阶层的民众都成为劳动者从而解除阶级对立的藩篱，重建社会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当集体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个人主义自然消弭于无形。马克思认为，这才是消解个人主义的最终药方。

　　针对个人主义这一问题，托克维尔与马克思在重建共同体上达成了“共识”。在托克维尔的方案中，让公民意识到自己时刻身处社会之中，是破解分离倾向的关键步骤。马克思同样强调，只有推动形成使人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共同体，个人主义才能在历史中消散。不过，细究二者对共同体的设想，则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托克维尔的共同体，实际上指向一种政治生活的共同体。但是这种理想中平等、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却无法解释现实中因财产区分等级而形成的不自由。而马克思的共同体则是在刺透政治共同体自由的幻象之后，建立于消灭私有制这一经济事实基础上的未来共同体。总之，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视野超越单纯的制度思考，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解读个人主义诞生的根源，并提出一套更为彻底的解决方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展”（18JJD710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