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出场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与德国的启蒙运动及德国古典哲学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其展开既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的转变过程密切联系，又与其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探索和指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实践互为表里。

　　追本溯源：法德两国思潮的推动

　　拿破仑上台后，开始雄心勃勃地用国家机器去摧毁旧世界的文化园地，以确立法国新的精神文化象征。拿破仑在对“以其学问、才干和德行帮助建立或捍卫共和国原则”的著名学者给予奖励的同时，却把教育和学术置于不折不扣的连队式的训练和管理之下。法国哲学沉默了。然而，法国革命的成果伴随着拿破仑军旗的飘扬被输送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拿破仑扫除了欧洲的封建制度，打开了德意志人的眼界，德国的思想界因此而沸腾起来。拿破仑在法国是意识形态家们的灾星，可在德国却成了意识形态家们的救星。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没有拿破仑，我们的哲学家和他们的观念一起会被绞刑和车裂消灭得一干二净。”1806年10月13日，当拿破仑兵临耶拿城下时，刚刚写完《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幽默而颇具深意地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精神世界”。在《哲学史讲演录》近代部分，黑格尔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意识形态”概念的法语词。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及意识形态概念对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马克思在1844年旅居巴黎期间曾经研读特拉西的《意识形态要素》一书，并作了近三十段关于经济学内容的摘录。在《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用批判的方式提到特拉西的某些见解。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从法国引进的。事实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还得益于以强劲的批判理性为特征的德国古典哲学。如果说英国哲学家培根开创的经验论在法国被发展成为感觉论，并进而在特拉西那里被打造为“意识形态”概念的话，那么以康德哲学为始发点，经费希特、谢林，至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德国古典哲学则催生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当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近代哲学正陷入困境之中。康德一方面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康德把实践理性置于理论理性之上，认为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通过理性批判为理性诸功能划界，以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为自由、道德和形而上学留地盘，以此来解决人类理性如何在严格服从必然的自然法则的同时仍然能够保持自由的问题。康德对实践理性的探求，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了一个重要术语“die Gestalten des Bewusstseins”，即“意识形态”。“形态”的德语词“die Gestalten”常以复数形式出现，直译为“意识诸形态”。每一个精神现象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从意识发展阶段来说，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精神现象学既是意识形态学，又是意识发展史。黑格尔把人类意识的发展当作一个历史的过程，试图千方百计地突破确定性的界限，在肯定性中看到否定的因素，从否定性中发现肯定的环节，同时使用了大量隐喻来表达其思想，对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相对应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具体阐述，揭示了考察意识形态现象的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黑格尔的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正是结合法国和德国这两种思潮而把意识形态概念推向了思想、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前沿。

　　破旧立新：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1840年至1841年，马克思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做准备的“笔记七”中第一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自然对我们的意识来说，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正是伊壁鸠鲁使直接的意识形态自为存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这里的意识形态的提法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表示了马克思对于玄想和空洞的假设的否定态度。因为马克思此时正处于直接投身现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前夕。1841年9月至12月，马克思参加了《莱茵报》的筹办工作，1842年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接任该报主编。这一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探索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原有的哲学信仰产生了怀疑。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公开申明为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权利辩护。对那些为维护林木占有者的特权的人，马克思讽刺地说：“我们究竟应如何来了解这一急转突变的意识形态呢？要知道，我们在思想方面所遇见的只是些拿破仑的追随者。”这是马克思第一次用“意识形态”术语来分析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里隐含着这样一种态势：马克思未来对“意识形态”的清算也包括了对自己原有哲学信仰的清算。

　　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3月退出该报编辑部并于5月来到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城，同年10月赴法国巴黎。这一时期，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带着《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所产生的思想苦恼致力于历史研究，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在后来转向经济学研究，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中走向历史的深处，完成了哲学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通向唯物史观以及正确把握意识形态概念的道路。马克思在对宗教的批判中说：“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虚假性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且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锋芒是直指产生这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的。马克思站在革命的唯物主义立场上，论述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同时明确指出了科学的革命理论乃至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深入拓展：意识形态研究的转向

　　1845年9月底至184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对社会和历史的一般理论进行充分论述的著作。马克思在其中创制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德语词“Ideologie”。根据马克思自己的叙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目的，一是“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二是“自己弄清问题”。这样的目的是通过与恩格斯一起“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并“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这部著作与之论战的对象，包括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都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因此，书名中的“意识形态”显然是贬义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意识形态首先是作为“虚假的观念”“幻象”或“幻想”来对待的。那么，意识形态何以成为“虚假的观念”呢？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而，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精神生产的产物即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主要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及其在观念上的表现都被赋予了普遍性的形式。然而，统治阶级的统治方式及其社会交往形式与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现存关系的冲突。这种矛盾愈发展，被赋予了普遍性形式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当然也就愈不真实……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观念，在于其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相适应，在于其赋予特定阶级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在于其对经济与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的辩护，在于其对经济与社会真正本质的掩饰。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和简单地是“虚假的观念”。其一，意识形态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所固有的东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这种完整的社会结构简要概括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相应地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的形式称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二，意识形态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反映着这种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其特有的方式维系着社会。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着力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形式与作为它们的基础的基本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科学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据资本主义社会日常事务中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形式而被生成的方式，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商品拜物教展开了深刻的批判。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研究发生了真正的转向。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或认识上的真假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幻象掩盖下的社会真正本质的揭露。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所隐蔽的种种话语策略的剖析和揭露，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中心内容。意识形态概念的语义威力由此而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