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脆弱性概念越来越受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关注。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脆弱性的重要性，却鲜有关于脆弱性的系统研究。2020年至今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人类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脆弱，脆弱性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尽管如此，在伦理思想史上，脆弱性并未被视为一个核心概念。主流的伦理学理论更愿意凸显人的坚韧性，强调只有理性和自主这样的特征才能彰显人类的尊严和崇高。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被描述为一个不断战胜脆弱性的“祛弱”过程。在这种叙事背景下，脆弱性往往被视为消极的，与人类的福祉相对立的，是人类试图摆脱的状态。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尝试消除脆弱，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拒斥脆弱的态度，脆弱性就仿佛套在人类身上的一道枷锁，它是永恒的。生活中的灾难、疾病、死亡在不停地向我们揭示脆弱性的存在。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脆弱不安的生命和充满风险的人类社会？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普遍的脆弱性

　　理性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们往往宣称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这一思想传统在界定人的本质时，从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视角展开。由于理性，人拥有值得被尊重的状态，即尊严。人的尊严体现在人能够摆脱动物性，彰显自己的理性本质。作为伦理学的主流思想，这种理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浸润在这一思想传统中，久而久之，“我们就忘记了肉体，忘记了我们的思考乃是一种动物物种的思考”（麦金太尔语）。麦金太尔认为，过去的道德哲学只是浮光掠影地描述人类的脆弱性、依赖性和社会正义的关系，未能充分认识到脆弱性和依赖性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源自过于强调独立自主的理性行为者以及认为理性独立于动物性的信念。麦金太尔提醒我们，无论如何区别于动物，人类首先是动物性的存在。这种动物性的身份要求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存在有一个肉体的维度。人类的肉体暴露于疾病、衰老、残疾和死亡中，很容易受到侵蚀。因此，人类在面对这些苦难时非常脆弱。

　　另外，人类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社会性。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进入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社群主义伦理学家和女性主义伦理学家从脆弱性出发建构其道德理论时，往往将传统理性主义的代表康德作为批判的靶子。但事实上，康德在人类学和人类历史的相关论述中提及的“非社会的社会性”概念已经揭示了人类不可避免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在社会中，人拥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价值意识，这种价值建立在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人们试图在比较中寻求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性，这就必然以他人的存在为条件，且只能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实现。然而，由于他人也有对自我价值的要求，因此每个人对自身优越性的获得会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处于对立状态。在此过程中，人要求与他人合作，但同时又不能容忍他人对自己形成的优势。在这种相互合作和竞争中，人既是依赖性的又是脆弱的。

　　人类既是肉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类生活受脆弱性的制约，每个人都暴露在遭受身体和精神伤害的持续危险中。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人们对脆弱性的体验与日俱增。当新的传染病在全球迅速蔓延时，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疾病的侵害。人类的脆弱性是永恒的，疾病是生命的常态，健康则是偶然。脆弱性作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构成了我们审视个体生命和构建人际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维度。

　　特殊的脆弱性

　　尽管脆弱性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但由于个体所处环境不同，每个人的体质以及能够运用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异，有些个体或群体尤其脆弱。例如，当同样被暴露在疾病环境中时，老人和孩子更容易被感染，而抵抗力强的人则不容易致病。享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在面临风险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其脆弱性也相对较低。在医患关系中，患者不仅要承受疾病带来的伤害，而且大多数病人不具有关于疾病的病理学知识，很多时候也不能充分理解医学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病人面对一些侵入性的检查和治疗，在需要作出医疗决策时处于进一步的脆弱状态。另外，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会加剧一些人的脆弱性，让他们变得尤其脆弱。当个体的脆弱性因为他所处的关系和环境而加剧时，他人和社会就有责任采取积极的行动帮助其减轻伤害。

　　人类普遍持存的脆弱性和特殊脆弱人群表现出来的具有差异性的脆弱性共存于人类生活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而不仅仅“他们”是脆弱的，脆弱性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意识到“他们”尤其脆弱，我们需要给予“他们”特殊照顾和关怀。毕竟，“他们”代表着“我们”过去是、现在可能是、将来也会是的状态。脆弱性表达了生命的限度，奠定了所有道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没有脆弱性，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类的状况和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脆弱性是伦理学的出发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此强调脆弱性作为伦理学的出发点，并非否认传统主流伦理学中自主概念的重要地位，更不是试图让脆弱性取代自主成为伦理学的基础和道德的根据。确切地说，我们认为，即便是以自主为基石的伦理理论也是以承认人是脆弱性的存在为前提的。若不然，没有脆弱性的人将与神无异，主流伦理学所讨论的道德、责任、义务、权利等规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自主和脆弱性并非完全对立的一对概念，而是相互缠绕、不可分割的。脆弱性与自主相互纠缠的状态才是现实生活中人所处的真实状态，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都有失公允。

　　承认脆弱性

　　人类生活受到脆弱性的制约，面对人类无法摆脱的脆弱命运，我们首先应该秉持承认而非拒斥脆弱性的态度。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认知能力在不断增强，认知领域在不断扩大，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在逐步提升。基因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更是充当了人类进化的助推器。毋庸置疑，科学技术的发展正是人类理性和自主能力的体现，彰显了人类的主体性和尊严。然而，人类在确证自身价值的同时很容易产生狂妄心理，企图凭借自由和理性能力逾越自己“被造”的地位和身份，摆脱他的有限性。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洞悉到人性中脆弱性的事实和对脆弱性抗拒的态度，他指出这种狂妄和骄傲之心正是人类陷入灾难与忧虑的重要原因。承认脆弱性的意义就在于警醒人类在发展科技和医学时，始终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只有怀着这样的态度，人类才能避免狂妄和急躁心理带来的不必要的伤害。医学技术在帮助人类战胜疾病、免除痛苦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人类如果因此忘记脆弱性的本性，试图借助理性能力获得永生，则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

　　人类是脆弱的和有依赖性的，个体生命的维系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理性能力的发展、幸福的促进、道德的实现更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我们处于彼此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被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所规定。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体验到脆弱性带来的无助、恐慌甚至绝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弱者”。这种普遍持存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构成了共济原则的基础，它要求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通过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氛围和正义的制度框架来应对人类的脆弱性。在自然面前，人类是脆弱的，我们需要互相帮助才能减少苦难；作为社会性的存在者，我们在情感和心理上都是脆弱的，我们容易被忽视、被侮辱、被排斥，会感到悲伤、沮丧，因此我们需要彼此关怀。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所以是彼此依赖的。没有谁是自足的，我们需要同舟共济。与此同时，我们尤其需要识别和关注那些特别脆弱的人群或个体，分析导致脆弱的原因，减轻由于脆弱性导致的伤害，更要避免由于制度等人为因素造成的新的脆弱性。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通过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来减轻人类受伤害的程度，同时避免处于劣势的特殊脆弱人群承受更多负担。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9XNB028）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暨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