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进程。这场由数字技术体系引发的经济社会变革，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数字化转向，但至今对其作用和走势尚未达成共识。综观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将西方学者对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概括为四种范式，即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监视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梳理反思这四种范式，有利于我们洞察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及其市场化，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较早关注数字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冲击，而丹·席勒则于1999年正式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在此过程中，有西方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旧的结构性不平等，引发资源共享和共同创造的革命，甚至断言数字技术将造就“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对此，许多西方左翼学者从批判性的视角，提出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一系列新范畴，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哪些新特征？首先，数字技术的驱动使生产和消费的界限日益模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表现得更加隐秘。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等学者把互联网商品用户定义为“生产性消费者”，认为他们作为消费者，同时又通过分享作品、投票、评价等在线参与方式，为互联网公司提供无偿劳动，而这种免费的“自由”劳动很容易遮蔽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次，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要素。数字化生活催生的海量数据，在算法技术的驱动下转化为行之有效的“交易决策”，数据成为资本所觊觎的商品。最后，数字技术不仅形塑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而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成为一套支配生活、操控情感、重塑思维的隐形机制，数字拜物教、数据主义泛起，新的异化形态由此诞生。
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和深化的结果。进入21世纪，数字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生产领域低迷状态、维持经济增长活力的重要选择。尼克·斯尔尼塞克认为，平台这种基于数字生态系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从主导性经济组织形式的维度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P.D.卡尔佩珀和K.特伦在斯尔尼塞克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出三种广泛的平台类型：信息平台，如谷歌、脸书；服务平台，如优步、爱彼迎；商品平台，如亚马逊。国外学术界对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平台垄断、平台操控和平台剥削三个方面。首先，垄断是平台的固有基因。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平台用户越多，其价值就越大；平台占有的数据越多，就越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预测和服务。赢家通吃的铁律驱动平台资本必须将自己变成一个垄断组织，以便在掌握数据和用户方面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其次，用户在垄断平台中处于被操控地位。由于平台控制着大数据和数字基础设施，用户无论作为商户、消费者、劳动者，还是以社交身份接入平台，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平台的监视、操控和诱导。最后，平台在极大提高商品货币周转速度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使廉价劳动力唾手可得。数字技术体系对劳动的分解和重组，使得平台企业可以便捷地使用计件付酬、“众包”等方式降低劳动成本。平台经济推动就业不稳定化，催生出“云劳动”“仆人经济”等新形态，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进一步加深。
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通过监控用户数据预测和调整用户行为，已经成为“21世纪众多最为成功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肖沙娜·朱伯夫最先提出和使用“监控资本主义”概念，并于2019年出版了《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一书。朱伯夫认为，监控资本主义以人类经验作为免费原材料，以财富、知识和权力的集中为标志，以对关键人权的剥夺、创建新的集体秩序为目的，它是一种基于寄生式经济逻辑的新兴经济模式。监控资本主义以无偿占有用户隐私和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资料，把活生生的人作为资本敛财的工具，通过“大量数据提取——无处不在的监控——广泛的行为矫正——从行为调整中获利”的运行机制，遮蔽了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更血腥暴力的剥削。事实上，监控资本主义从胚胎开始就注定无法局限于经济领域。从棱镜门及其他泄密事件看，互联网巨头与美国军方、国家安全局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构建了“军工—数字复合体”“政府—公司监控复合体”的公共和私人监控网络体系。朱伯夫、福斯特等认为，监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严重威胁自由市场秩序和社会民主机制，进而引发个体生存危机。基于数字技术的可穿戴及其他智能设备能够准确掌握个体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社交媒体让用户产生病态的依赖心理，信息茧房严重侵蚀个体的自由选择权，这些都威胁到整个现代社会的协商民主机制。因此，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让互联网成为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对话平台，而是使数字世界转化为资本增殖的“自留地”。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曾一度认为帝国主义研究范式已经过时。但进入新世纪，随着戴维·哈维、埃伦·伍德等人对一种区别于过往的新型帝国主义的阐释，学界关于帝国主义的研究热情再次被点燃，而“数字帝国主义”则成为一个重要的批判视角。福克斯等人认为，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帝国主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金融资本为主宰，通过支配核心技术和网络处理器实现经济霸权。虽然数字帝国主义掠夺全世界剩余价值的目的没有改变，但在实现方式上却表现出不同于过往的新特征。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数据霸权对经济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着巨大的影响。美国作为典型的数字帝国主义，长期大量投入数字平台和数据库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数字寡头对全世界进行数字商品和资本输出，并以此瓜分全球产业链。一些左翼学者注意到，知识垄断已经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掠夺全世界财富的全新手段。在层级化分工的国际产业链中，只有处在金字塔顶端、掌握核心数字技术的垄断者才能掌握利润分配的话语权，身处各国代工厂的一线劳工则遭受多重盘剥，由他们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流入美国等帝国主义的顶端知识企业。数字帝国主义对全球数字信息的监控和掠取，严重威胁着各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安全。特别是美国经常以网络民主为借口通过平台垄断和人工智能推荐传播美式价值观，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另外，为维护和强化数字霸权地位，数字帝国主义还不惜动用国家力量发起贸易战、科技战，以此打压竞争对手。
总体而言，以上四种范式既有理论亮点，但也存在批判盲点。它们深入洞察了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对于我们识破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幻象，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部分学者把批判的着力点放在数字技术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拜物教；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在论述中触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是所提出的因应之策却局限于资本主义框架内，因而避开了最有希望的反抗之路。马克思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剖析，不能用“显微镜”或“化学试剂”，必须使用“抽象力”来代替。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的秘密不在于数字技术而在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新的再生产组织形式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数字技术的解放潜能必然呼唤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使新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创新发展研究”（21BKS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