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第二部分共15卷23册，自1976年开始出版，至2012年全部出齐，呈现了马克思自19世纪50年代末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的全部现存手稿，以及《资本论》的多个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版本、恩格斯的编辑稿，为该领域相关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文献支撑。伴随MEGA2文献的出版，德国学者依托母语优势，充分运用新资料，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带动了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对我们深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就文献支撑而言，MEGA2第二部分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批经济学手稿的首次出版，包括1857—1861年间撰写的《金称量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分册引文笔记索引；《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许多内容；1863—1882年间撰写的《资本论》第2、3册的几十份篇幅不一的手稿；1871—1872年间补充修改《资本论》第1卷的手稿。另一方面是《资本论》各代表性版本和编辑文稿的独立发表，包括第1卷的6个代表性版本，第2、3卷的正式版本，马克思原稿与恩格斯的编辑稿，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基于这些新文献，过去几十年来，德国学者在如下方面取得了研究进展。
在思想分期上，基于MEGA2第二部分重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历程。MEGA2第二部分起初被命名为“《资本论》及其准备性文本”，其隐含前提是，马克思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全部归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但文献出版的推进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MEGA2第二部分编辑工作主要负责人福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提出，以1863年为分界，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分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两个写作计划，而且与前者相关的“六册计划”更多是一种出版策略表述，马克思在《资本论》创作期间已经不打算实现这一计划。这一观点得到不少支持，有些学者通过梳理和比较不同类型文本的形成史、解析“资本一般”概念的消隐等方式，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MEGA2项目现任负责人胡布曼也提出，第二部分的出版证明，既不存在一部完成的《资本论》，也不能将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手稿都理解为《资本论》的准备性文稿。与出版之初的构想不同，MEGA2第二部分最终记录了一段未完成的研究过程，马克思总是不断涉及新的研究对象，尝试新的论述方法。总之，MEGA2第二部分展现了马克思在充分掌握一手资料与现实动态的基础上，围绕关键问题不断深化研究，绝不为出版进度和体系建构的需要，轻易作出定论的探索过程，反映出其思想的科学性与开放性。
在文本定位上，对MEGA2第二部分中若干重要文献作出新的学术判断。施蒂策勒（Ingo Stützle）提出，1857—1858年写作的《大纲》是一份马克思“自我理解的文本”，不是为出版而作，也不是理解后来的《资本论》的钥匙，而是有其独立主题，其中的观点也是阶段性的。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把1863年开始的《资本论》写作分为三个阶段：1863—1865年是第1册及第2、3册第一稿阶段；1866—1871年是第1卷修订、第2册第二稿阶段；1871—1881年是第三稿阶段。关于《资本论》第4册的“理论史”问题，MEGA2文献表明，马克思始终没有动笔写作这一册。因此，过去曾经独立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被普遍认为应该按原样放回《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中。
在理论方法上，基于新文献，更加明晰地反映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关系性、逻辑性的特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提出，马克思超越李嘉图之处在于，他指出价值不是单个商品具有的实体属性，而是在作为复数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表现出的“共同的东西”，对商品之间关系的分析构成马克思经济学背后的“哲学精要”。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初稿”等指出，马克思以概念分析的方式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主体的抽象支配，他的价值范畴作为“思维之物”反映了商品转变为价值对象的过程。沃尔夫（Dieter Wolf）不同意这一点，他通过对《资本论》第1卷各个版本的比较指出，马克思区分了理论视角下的思维抽象与现实中的商品关系，前者不能涵盖后者，这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辩证法之处。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前言中提出的“简单商品生产”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马克思讨论的商品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而是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马克思所作的不是经验性的历史分析，而是逻辑性的辩证分析。
在理论内容上，基于新文献，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危机理论等展开新的研究。在价值理论方面，一是对“劳动一般”“抽象劳动”概念蕴含的批判性内涵予以哲学阐释，凸显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超越；二是重新理解生产和交换两个环节对于价值形成的作用，反思以往对商品价值的实体主义理解；三是以“价值形式”为核心，重构从商品二重性到拜物教批判的理论逻辑，进而对资本逻辑的认识论效应等问题予以创新阐释。在这些方面，“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思潮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鉴于本文篇幅和此前已有专题介绍，此处不再展开。此外，曾为MEGA2版《资本论》第3卷撰写导言的谢弗德（Bertram Schefold）整合过往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将价值形式理论置于不同经济学流派对行动者的多重假设中，提出价值形式理论既不荒谬也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一种分析方法，一种需要在现实中证明其解释力与边界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他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由价值形式理论引出的统一体”，在这一理论建筑中，对商品和价值的分析是“基础”，剥削理论、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以及流通构成“支柱”，剩余价值向利润、利息、地租的转化以及收入的形成则是“穹顶”。价值形式理论不仅在最初的商品和价值分析中发挥作用，直到《资本论》第3卷中价值转换为价格的转形问题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马克思正是借此证明，利润不过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在危机理论方面，库尔茨（Heinz D. Kurz）通过对涉及相关主题的前后多部手稿的对比，说明马克思的若干观点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最终结论，包括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以及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发展趋势的判断。亨宁（Christoph Henning）则把上述规律视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他认为造成人们怀疑这一规律的原因是将马克思的理论“翻译”成新古典经济学等完全不同的范式，或不承认马克思所面对的问题。从马克思设定的背景来看，他的模型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解释力。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结合马克思晚期大量的自然科学研究，提出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研究与《资本论》研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在于马克思是否有意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深化对资本主义之极限与规律的认识。不过，他本人并未对此给出定论。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问题上，MEGA2第二部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素材。海因里希认为，就《资本论》而言，不能简单认为马克思是作者，而恩格斯是编辑者。例如，“马克思是否真的单独写了一个关于危机理论的章节，或者他是否想在不同的抽象论述层次上处理危机趋势问题，我们并不知道”。但恩格斯在编辑中用较大篇幅凸显了这一理论。再以信用理论为例，马克思曾经明确表示，对于信用系统的描述超出了他的计划，但恩格斯却将马克思的这一陈述相对化了，从而将信用理论纳入《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晚期的一些书信也表明，《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不只体现在量的方面，也体现在质的方面，即还有很多新的经济现象未能得到完整研究。罗特（Regina Roth）认为，海因里希的观点包含着假设，即马克思会窄化其观点。她强调，恩格斯对经常出现在马克思手稿中的“规律”一词十分谨慎，他只在介绍性段落中谈到对所有案例的讨论“可以从中得出关于利润率的规律”，而把什么应该或者可以被视为“规律”最终交给读者去解释。总之，“恩格斯并没有随意地、也没有用强烈的笔触改动马克思的文本，而是小心翼翼地进行这项工作”。由此可以发现，对MEGA2第二部分文本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理解，总是与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大问题乃至根本方法论的理解联系在一起。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是，克莱特克（Michael Kr?覿tke）提出，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理解虽然包含历史性特征，但并未歪曲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开放的、带有特定历史前提的、并非绝对的系统，具有内在动力机制与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因此，恩格斯从概念上和历史上来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叙述，并不是一种曲解。而埃尔贝（Ingo Elbe）认为，克莱特克为反驳过往对恩格斯的指责提出了好的论点，但他沉浸于为恩格斯平反的计划中，忽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方法论和主题方面的重大差异。他强调，逻辑系统的叙述中固然包含历史内容，但这不代表对历史内容的逻辑系统性分析能够转化为一种历史性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关联中所包含的历史，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即一种“受结构制约的”历史性动力学。可见，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差异的讨论，并不是为了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深化对其理论内容和方法本身的认识，激活相关思想的当代潜能。
总之，21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德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已经展现出与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颇为不同的性质。大部分关注MEGA2第二部分的学者不是为了扭曲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否定马克思的思想价值或者恩格斯的编辑贡献，而是为了通过细致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对比不同版本著作和手稿间的思路差异，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智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要义从《资本论》的固定形象与原本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问题。近年来，他们的一些学术成果也逐渐对国内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以科学、开放的心态合理利用MEGA2相关文献，就可以走出目的论式的传统理解，在思想史研究中重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学术对话与现实解析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