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作为民众对政府的可信任度进行评价后形成的政治态度，其生成是由四个结构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信任的主体、政治信任的客体、政治信任的介体和政治信任产生的环境。政治信任的生成是由两个能动性的人化要素——政治信任的主体与客体、一个连接性的物化要素——政治信任的介体以及一个非独立的背景性要素——政治信任产生的环境这四个要素构成的，一个国家特定时期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是这四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谁信任：政治信任的主体

　　“信任”一词指的是相信并托付的意思，政治信任指的是政治信任主体相信并将其利益托付给政治信任客体处置的一种政治态度。在不同的时代，民众地位的变化意味着在现实政治中对政治信任与政治不信任表达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

　　以政治信任的主体指涉的范围为依据，可以将政治信任的主体分为三个层次：从微观层次讲，政治信任的主体是单个个体，即个体意义上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中观层次讲，政治信任的主体可以是具有不同地域、职业、年龄等身份属性的社会群体；从宏观层次来讲，政治信任的主体还可以指一国所有国民的集合。

　　其中，个体意义上的民众是政治信任最基本的主体，也是中观和宏观层次上政治信任主体的构成单位。因此，针对中观和宏观层次上政治信任水平的分析必须还原到个体上，只有通过对群体或整体中个体政治信任心理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才能透视出群体或整体政治信任变化的原因。

　　学术界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虽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兴起，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心理现象，政治信任实际上是国家和政府的伴生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居于政治信任主体地位的民众的实际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信任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传统社会中，民众对政府可信任度进行评价时的自主性比较弱，在政府权力的威慑下处于一种不得不信的境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众对政府可信任度的评价越来越以政府对其利益期待的实现程度为客观依据，进而在自主基础上对政府的可信任度作出较为独立的评价。

　　信任谁：政治信任的客体

　　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府可信任度大小的一种判断与评估，政府是政治信任的客体。作为政治信任客体的政府由于掌握着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公共资源而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信任构建中居于主导地位，可以利用政治权力来影响民众政治信任的塑造过程。

　　在政治学理论中，政府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仅仅指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行使主体的行政机关；广义的政府则不仅包括作为行政权行使主体意义上的政府，还包括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和行使司法权的审判机关。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客体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等在内的广义政府。同时，由于在一国内政府有着不同的层级，因而一国民众政治信任的水平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可能会呈现出非均衡的状态。

　　此外，政府虽然在与民众的政治权力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但民众的政治信任对政府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充足的政治信任不但可以极大地减少公共政策实施的成本，还能够给政府治理提供较大的自由空间，因此，不同时期的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来赢取民众的政治信任。

　　在传统社会中，政府往往通过暴力与恐吓手段的经常性、大规模运用来获得一种威慑型的政治信任。这种威慑型政治信任是以排斥民众对其利益的主张和参与为前提的，民众实际上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由此塑造出来的政治信任是一种具有表面性和不稳定性的被动型政治信任。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趋向平等化，政治信任的生成以民众对其利益诉求较大程度的自由表达与伸张为前提，民众在政治信任的生成过程中获得了较强的独立性，政治信任的评价建立在政府对民众利益期待实际满足程度的基础之上。

　　认知的来源：政治信任的介体

　　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评价，这种评价以其对政府一定程度的认知为基础。民众政治认知的形成过程即是政治信任主体获取有关政治信任客体信息的过程。民众政治认知的来源由直接政治经验和间接政治经验构成。前者是民众在自身政治参与中形成的对政府构成与运行方面的认识；后者则来自其他人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政府的观点与看法。

　　在传统社会中，受主体政治效能感、政治责任感等主观因素和政治机制、社会机会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较低。即使在政治参与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现代社会，政治仍只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外围，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依然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因此，民众通过直接政治参与获得的政治信息是极其有限的。政治信任的介体指的是民众获得政府信息的媒介或渠道，民众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的政治信息是形成其政治信任认知的主要基础。

　　媒体提供的政治信息的真实性与政治信息供给的主动性都对民众政治信任的生成有着较大的影响。理性政治认知的形成需要以真实的政治信息为基础，矮化政府形象的政治信息固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评价，但片面、过度美化的政治信息也会带来虚幻认识，使得政治信任因缺乏政府谋取公共利益的能力和责任意识的实际支撑而不具有稳定性。

　　在政治信息的供给方式上，政府主动的信息供给能够有效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在民众中树立起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形象；相反，倒逼式的被动供给则会影响民众对政府谋取公共利益责任意识的评价。在现实政治中，传媒可以成为独立的当事方，影响现实的构建。因此，在政治信任的生成过程中，应该发挥好大众媒介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

　　政治信任的环境

　　萨利·毕培和杰里米·克迪指出，信任并不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物，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同理，民众与政府之间任何的政治互动都是在具体环境下发生的，因此，在衡量政府的可信任度时，必须考虑具体环境对信任结果的影响。政治信任的环境构成政治信任主体对政治信任客体评价的情景，从范围来讲包括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国际环境通过国内环境发生作用；国内环境从分布领域来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政治信任的环境具有宏观性、动态性和间接性三个特点。

　　宏观性指在政治信任生成中，一国政治信任的主体、客体和介体都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在较短时段内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作为政治信任产生的宏观社会环境因素，政治信任的环境代表的是该国在特定时段经济社会方面发展的宏观趋势，在政治信任构建过程中这种趋势无法在短期内得以改变，而只能将其作为适应的对象。

　　动态性是指一国民众政治信任生成中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呈现出时代性的特征，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众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环境。政治信任环境的变化会带来政治信任主导性模式的变化，每一个时代政治信任的构建必须与这种变化相适应。

　　间接性是指政治信任环境的改变对一国民众政治信任水平变化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影响政治信任主体利益期待的内容、可信任度评价的“参照物”等发生作用的。政治信任评价主体的心理系统中蕴含着对客体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政治信任环境则使得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为现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制度型政治信任：转型期我国主导性政治信任模式的转向与构建机制研究”（17YJC810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