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明显区别在于，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要对具体的时空条件（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作出说明，而规范研究则无此约束性条件。比较政治学属于实证研究的范围，因此需要特别关注时间与空间因素的影响。自保罗·皮尔逊的著作《时间中的政治》问世以来，学者们对时间因素在政治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取得共识。皮尔逊揭示了时间要素如何影响政治的三大机制（路径依赖、时机与时序、长程过程），然而这是就宏观的政治学领域而言。具体到比较政治学领域，时间要素的讨论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只有法国政治学家马太·杜甘在《比较社会学》一书中有少许相关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有关案例来说明时间比较策略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

　　共时性比较与异时性比较

　　按政治事件的发生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可以分为共时性比较与异时性比较。

　　共时性比较：所谓共时性比较，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在共同的时段内，这些国家常常发生了某些相同或类似的政治事件，因此对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可能发现某些共性的规律，而单独观察个案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规律。在学术史上，最经典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包括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哲学家雅斯贝斯对“轴心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比较等。

　　共时性比较研究既可采取“求同法”，亦可采取“求异法”。如对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进行比较，采取求同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分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隔不止万里，两者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两者分别由不同的人种组成，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疆域广阔的帝国？” 采取求异法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疆域和治理规模相似的两大帝国，为何罗马帝国崩溃后再也没有成功重建过，而秦汉帝国解体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却能得以恢复重建？”

　　共时性比较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该书中，摩尔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道路归为三条：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解释这三条道路的起源，摩尔将目光聚集在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的身上。摩尔敏锐地发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同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决定了上述三种不同的历史演进道路。

　　异时性比较：所谓异时性比较是指对不同时期的政治体系或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案例之间可能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或趋势，也可能具有某些不同的特征或趋势，这些都可能成为比较研究的关注焦点。相比于共时性比较，异时性比较的挑战性更大，需要更强的学术想象力，但同时更有助于形成新的洞见。

　　同样，异时性比较既可采取“求同法”，亦可采取“求异法”。求同法的代表作品是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该书将1787年到19世纪初的法国、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作为研究案例。这三个案例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三个国家同样都爆发了社会革命，斯考切波试图从中找出社会革命得以发生的共同根源。求异法的代表作品是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该书的比较对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公元前656—公元前221）与近代早期的欧洲（1495—1815）。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同样都存在多国体系，具体的相似特征包括：“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的战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领主国家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而最后的结果却大不相同，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走向了统一，而欧洲则保持了多国体系。许田波试图找出上述演化差异的原因。

　　历时性比较与瞬时性比较

　　按所研究的政治现象是否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可以分为历时性比较与瞬时性比较。

　　历时性比较：历时性比较通常关注那些长期而持续发展变化的政治现象。很多政治现象在短期内可能无法看到任何变化，只有长期的观察才能看到某种趋势，因此需要对长期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如研究政治观念的变迁、人口的结构带来的政治影响等问题，通常需要跟踪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看到明显的趋势或相关性。

　　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用长时期的统计数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中暴力逐渐下降的趋势。平克从全球的视野比较了国家形态与非国家形态的战争死亡率，而且还从个案的视角比较了西欧5个地区（1300—2000）的凶杀率，来论证暴力下降的趋势。此类研究发现是单靠比较两个或几个年份的数据就能实现的，因为战争的死亡率与凶杀率变化具有年份的波动性。

　　瞬时性比较：瞬时性比较选取两个及以上时点（或时段）上的现象进行比较分析，而不考虑中间的发展时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历时性比较相当于录像机，连续性地记录下持续的发展变化，而瞬时性比较相当于照相机，只抓拍特定的时点。例如复旦大学胡鹏博士对中国国民党两次政治转型的研究，就属于典型的瞬时性比较。胡鹏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在面临不同时期的政治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策略：194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破裂后选择通过战争解决政治分歧；1980年代在面对新成立的反对党时却主动推动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转型。”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胡鹏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描述国民党在1940—1980年代长达40多年的发展史，而是选取两个重要的时段1940年代、1980年代，分析这两个特定时段上国民党的基础性能力差异如何影响政治转型的不同结局。

　　除了案例内的比较，历时性比较和瞬时性比较也可以应用于跨案例的比较。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发现，很多跨越了不同文化单元与地理区域的国家，同样都在20世纪早期爆发了民主革命，如俄罗斯（1905）、伊朗（1905）、奥斯曼帝国（1908）、中国（1911）等。在大致相同的时点，民主革命能够在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帝国同时爆发，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当时的全球危机与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库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知识分子与民主的命运这一角度切入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