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策略与手段，算法民粹主义政客正以混合媒体为载体，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从而获得选票进而赢得选举。换言之，算法民粹主义诞生于算法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及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土壤，是一种针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反应。

　　西方民粹主义被认为是民主激进主义的一种，它秉承某些以公正、平等、自由为思想逻辑的价值观。在西式民主中，民主作为由全体人民或一个国家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组成政府的政治制度，几乎等同于代议制。就两者关系而言，西方民粹主义是一种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抗。从民粹主义者的角度看，这是一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抗性政治。因而，保罗·塔格特谈论道：“民粹主义只有在代议制政治系统的条件下，才有能力维持自身并以系统化的政治运动形式而存在，但是推动民粹主义发展的动力却来自于对代议制政治的不满。”玛格丽特·卡农万则认为，民粹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表达的是被政府、主流政党和媒体所忽视的民众的不满和意见。可以说，只要代议制民主依旧在运行，民粹主义就会如同阴影一般存在。而到了“算法政治”时代，民粹主义也顺势与算法技术相结合，形成“算法民粹主义”。

　　西方国家遭遇“算法民粹主义”

　　自21世纪初以来，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但是与以往民粹主义所不同的是，近年来无论“2016年特朗普上台”还是“韩国文在寅政府操纵舆论丑闻”，其背后的民粹主义都遗留着算法技术的深刻痕迹。

　　随着采用西式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国家逐渐进入“算法政治”阶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开始关注算法技术对于民粹主义的影响。其中，2018年Diggit杂志主编伊科·马利开创性地提出“算法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数字媒体以及Web2.0的出现，促使我们需要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人类与非人类的算法参与者之间的数字媒介沟通关系”。他将当今的民粹主义总结为：“数字媒介化的时空交流与话语关系。”这是因为，在如今数字化时代中，政治话语已经不再完全从政客中产生，普通民众、算法机器人等也都在产生政治语言。数字媒体与算法技术的结合，致使其不但能够影响政治话语的传播，还能够导致普通民众的政治行为发生改变。

　　笔者认为，算法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方式或者政治风格，而更像一种策略或者手段。所谓算法民粹主义，指的是一些善于运用算法及大数据作为辅助的政治家，通过技术团队将包含民粹主义元素的话语写入算法程序，并利用算法技术的精准性、自动性等特性“病毒式”地传递给普通民众，进而增加他们的支持者与追随者。作为一种策略与手段，算法民粹主义政客正以混合媒体为载体，试图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推送与普通民众产生共鸣，从而获得选票进而赢得选举。换言之，算法民粹主义诞生于算法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及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土壤，是一种针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反应。

　　算法民粹主义操纵选票政治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中，公民被分组在不同的地理选区中，由选区选择一名或几名代理人在立法机构中代表他们，然后又由代表继续选举政府官员，进而管理整个国家与社会。这种代议制民主制度具有节省决策成本、便于国家管理等特点，但也始终伴随着选举欺诈、政治精英腐败、决策失误等弊端。随着这些问题的积累，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掌控生活中重大决定的本能，成为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内在冲动，这往往容易导致民粹主义的出现。

　　民粹主义最初的思想来源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正是卢梭的思想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必须直接行动的理论依据，也为民众直接参与政治设定了合法性基础。与“以民为粹”的传统民粹主义不同，算法民粹主义体现出“民之精粹”的特点，在算法民粹主义运动的背后是渴望获取选票的政客。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执政前后不断在社交媒体上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目的就在于用“人民崇拜”来掩盖权力斗争和救世主意识形态的美丽谎言。算法民粹主义虽然是一种披着平民主义外壳的精英主义，也体现出民众对于直接民主的追求。在被算法操纵的选民看来，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否认民主，而是表达了一种对参与式民主的诉求。例如，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全民公投”，便是民众追求直接民主的体现。这点也被算法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成为其获得民众支持的有力工具。

　　算法民粹主义助推政党政治营销

　　西方国家普遍通过周期性选举来实现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分离，代议制民主制度依据委托和代理的契约关系，建构了政治精英回应社会大众的责任机制。但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之下也衍生出当代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现状，即政党的卡特尔化。在西式竞争型政党政治的土壤下，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治精英如果想要执政就必须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现如今，民粹动员与算法动员是两种最具效率的动员方式。例如，自2012年奥巴马借助大数据成功连任以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已经习惯性聘请专门的团队，运用大数据以及算法进行政治竞选。算法营销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治竞选与传播正在进入“第四时期”。

　　民粹主义则被证明在展示精英个人形象以及动员民众方面有着“病毒式”的传播优势，以致像伊曼纽尔·马克龙和马特奥·伦齐这样的建制派领导人有时也不得不发表民粹主义言论。在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国家中，民粹主义甚至可以帮助反体制的政治候选人在流行民意的支持下赢得选举，即使其没有获得议会多数成员的支持。

　　算法民粹主义正是对民粹动员与算法动员的结合，其目的在于运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获得民众的支持，进而成为民选代表上台执政。换言之，采用算法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是当下西方国家的政客或政党最“理性”的选择。

　　算法民粹主义掏空民主实践价值

　　西方代议制下传统权力更多体现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公权力。而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影响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被少数大公司和精英所主导。这些企业和个人利用算法等技术不断控制社会信息和资源，进而形成算法权力。这种算法权力在如今的西方社会体现得非常普遍。在算法的影响下，民主正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原本推崇平民大众利益与价值的民粹主义正成为精英主义的装饰品。

　　一方面，技术精英正成为新的权力精英。如今数据化的社会是由一系列算法交织而成，无论是算法还是数据的使用都需要专门人员进行操作。换言之，一种新类型的权力以及权力主体正因为算法技术而产生。对此，西方国家中的政治精英也不得不依靠技术精英运用数据及算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些专门收集和分析社情民意的技术精英，正成为新的权力精英，辅助政客进行精准营销。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中的网络超级平台不再是“价值中立”的传播载体。在网络超级平台控制下，数字媒体不再只是中介，它的信息不仅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传播，还会重新塑造和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在如今的西方国家，资本操纵算法政治日益俘获社会的现象愈演愈烈，已成为一种政治传播景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21AZD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