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WTO改革阻力重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与中美经贸摩擦交织共振，严重冲击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导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脱钩”等风险，也进一步凸显我国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零部件、原材料等方面的短板，成为掣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断点”“堵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不仅是短期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冲击的有效策略，更是长期指引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跃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新趋势
自2010年以来，跨境投资增长停滞，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依托于传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产业链出现转移甚至萎缩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和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界各国对价值链分工“效率”的关注逐渐向价值链“韧性”转变。具体来说，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四个新趋势。
一是全球价值链在横向分布上趋于区域化、本土化。当前，被拆分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个生产环节向某区域内或一国及周边地区收缩和集聚，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和本土化属性不断增强。一方面，以中国、美国和德国分别作为亚洲、北美和欧洲区域价值链枢纽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已经形成，区域贸易协定的蓬勃发展也不断为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注入动力，区域内的价值链联系不断强化。另一方面，以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展现出强烈的本土化诉求，试图通过推进“再工业化”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困境，降低在面临突发冲击时对其他国家过度依赖导致的“断供”风险。
二是全球价值链在纵向分布上趋于短链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发达国家鼓励产业回流本国对全球价值链缩短形成一定影响。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波及面较广、持续时间较长，对更长链条、更多环节的传统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冲击更为严重和持久，为此，跨国公司逐步收缩全球价值链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各生产环节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度，削弱了跨国公司寻找“成本洼地”以细化分工的内在动机，导致价值链分工布局呈现短链化趋势。
三是全球价值链在转型方向上趋于数字化。数字经济正不断改变和重塑全球生产分工模式。一方面，那些较难开展贸易且具备较强地域属性的传统服务，在数字经济的赋能下转变为几乎不受地理限制的贸易产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广泛使用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成本，从而帮助更多企业参与其中。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民生活、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数字化变革，加速了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趋势。
四是全球价值链在升级导向上趋于绿色化。伴随各国对绿色发展的持续关注，绿色化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当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碳中和”目标，欧盟委员会也于2021年7月发布“碳边界调节机制”立法草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必将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到未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布局的方向。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参与方和贡献方，面临的挑战日渐凸显，同时也迎来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中国可能面临更为突出的产业链向外转移风险，但也加速了摆脱“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双重夹击的进程。发达国家加速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国部分高端产业链向外转移的风险。伴随国内劳动力要素成本提高，叠加中美经贸摩擦后关税加征成本，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东南亚国家“分流”。但这也倒逼我国企业加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卡脖子”局面，力争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其次，中国可能被排除在某些区域价值链之外，但也为建立“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创造了新的机会。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自贸协定试图将中国进一步挤出其区域价值链。但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共建，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所带来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夯实，以及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更多区域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方式的推进，为中国建立“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搭建更高水平国际合作新平台提供了重要抓手。
再次，发达国家可能借助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对中国形成制约，但中国也可把握数字革命的历史机遇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当前，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相对滞后，较为系统的“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之间存在分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也有待增强。同时，由于目前全球数字经济的统一规则尚不明确，超大市场规模和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有助于我国吸引全球先进要素和引领数字规则制定。
最后，全球价值链绿色化将为我国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设置更高门槛，同时也为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寻求跃升带来机遇。当前，全球绿色化发展趋势虽然在短期会对我国现有的贸易模式和产业结构形成一定冲击，但这一趋势与我国主张的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等目标，都将促使自身通过绿色化、低碳化的全方位变革，获得未来全球竞争的先发优势。
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中国方案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战略指引，把握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
第一，破除国内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石，更是我国实现全球价值链迈向更高水平的主要优势依托。为此，我国应有效破除市场分割、上游垄断等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同时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强化东部地区的创新引领作用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作用，构建顺利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东西双向互济的区域格局。
第二，打好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自主创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我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薄弱，严重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尽快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不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探索实施“链长制”“链主制”，加快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第三，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快数字赋能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拉动经济复苏、加快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为此，我国应以在5G、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优势为基础，加快推进新兴数字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积极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数字贸易新规则制定。同时，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加强数字技术前沿研发创新，以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第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绿色转型升级，加快全球价值链与绿色化深度融合。当前，绿色化、低碳化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升级的战略方向。为了引领低碳转型，我国应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清洁技术和能源研发创新，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同时，主动参与全球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规则制定，共同推进全球价值链绿色化进程。
第五，培育“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积极参与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当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动RCEP落地、积极主动参与CPTPP，都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新选择。同时，还应以搭建更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为基点，打造“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体系，为我国实现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重要机遇。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课题“新冠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冲击与应对”（2020N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