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公布20个省（区、市）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面积达61万公顷；另有24个省（区、市）67处考古遗址公园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但综合来看，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自身功能实现方面还存在问题，尚需进一步优化功能定位、完善功能体系、探索功能实现机制。

　　为进一步了解公众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功能体系的认知情况，探索公众对公园各项功能实现程度的实际感知程度，曲阜师范大学课题组面向公众开展了在线问卷调研。课题组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公共文化空间功能定位和涵盖保护、展示、研究、教育、休闲、旅游、文化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区域发展等的综合性功能体系，采用李克特5刻度量表形式，对公众的个人认知情况和实际感知情况进行测度。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1673份，样本覆盖了我国除西藏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另有22个样本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等国外地区。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李克特5刻度量表测量值通常以1.5、2.5、3.5、4.5为界限分为五个等级：很低、低、一般/中等、高、很高），公众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不熟悉，其了解程度均值（2.59）属于中等偏低；对“公共文化空间”定位的赞同程度均值较高，为3.78；对公园各项功能重要性程度认知均值在4.0以上者，依次为遗产保护、公众教育、遗产展示、科学研究、区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相对来说带动其他产业和文化休闲功能的均值略低，但也都在3.5以上。可见，整体来说，我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定位和功能体系得到了公众的较高认可。但其功能实现程度还较低，18个调研项目的均值大都在3左右，最高者为3.36，最低者仅为2.69。这表明公众尚未充分体会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各项功能。

　　公共性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公共文化空间定位得到公众的高度赞同，但其实际实现程度还不高。

　　这表明，目前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的“公共性”体现得还不够。一方面，公园开展的文化活动还未广泛吸引当地公众参与而转化为所在地的公共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当地还没有适当的机会将公园接纳为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调研数据对此也有验证，公众对直接体现公园公共性的文化休闲、文化普及、文化宣传的实际感知程度中等偏低，均值是18个调研项目中最低的三个（分别为2.69、2.70、2.74）。同时，这种情况也为公众个人认知情况调研数据所证明，公众对公园建设的了解程度属于中等偏低（所在地样本均值为2.57，全部样本均值为2.62）。

　　由此，应进一步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提出的“成为所在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新亮点”和“成为城市文化地标和市民休闲活动场所”目标转化为行动指南，以维护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出发点，自觉承担社会服务功能，主动将更多的公园文化活动转化为面向公众的公共文化活动，并加大宣传力度主动吸引公众参加，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生活。

　　综合性功能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综合性功能得到公众的高度认可，其九项功能都为公众所高度重视。

　　公众对九项功能的重要性程度认知均值均为高值（最低者为3.71），按照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保护、教育、展示、研究、区域发展、文化产业、文化旅游、文化休闲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在拓展性功能中，公众更加关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推动，更期望通过公园建设或改变当地落后状态，或给当地发展注入新活力，进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加快当地社会全面发展。

　　同时，公众对九项功能的重要性程度认知，还给各地公园建设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公园各项功能的实现可以有层次性和阶段性。基础性功能要尽可能最早、最大程度实现，拓展性功能可以根据公园发展阶段、所处区位条件或者其他支撑条件的可行性等情况，分阶段、分地情来逐步实现。但是，基于前面提到的“公共性”体现不足问题，各公园当前无论着重于哪种或哪些功能，都必须通过适当的形式让公众知晓、了解、感知、认可及参与。

　　有效性实现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各项功能实现程度均较低，构建合理的功能实现机制，有效发挥自身各项功能已是迫切任务。

　　公众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各项功能实现程度的感知均值均处于中等，数值依次为保护、研究、展示、文化产业、区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旅游、教育、文化休闲。公众认知程度排序在前的四项基础性功能中，保护、展示、研究功能的实现程度相对要高一些，但其中的教育功能实现程度相对要低。因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关注教育功能的实现，更多开展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形式的文化宣传、文化普及，更加积极地参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专业教育。

　　具体而言，首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对象的整体性已经得到体现，公众对公园所进行的考古遗址本体、周边环境、考古遗址价值保护功能均有一定程度的实际感知，其感知的实现程度虽不高，但在18个调研项目之中均值（全部样本分别为3.27、3.20、3.36）还属于相对较高者。不过公园保护理念开放性低，保护工作过程中对公众的开放性不够，公众对公园信息公开程度、参与机会等实际感知均值仅为3.01（全部样本）。其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得到公众的实际感知，其中公众对展示真实性实现程度的感知（全部样本均值为3.31）属于18个调研项目中较高者，但公众感知的实现程度还不属于高值，展示内容的可解读性也属于中等（全部样本均值为3.11），展示方式还较为单一（全部样本均值为3.08），公园还未能做到“针对不同背景的群体采用易于理解的方式”和“易于公众理解、可读可视性强”的要求。

　　可见，目前公园虽然已经十分重视保护和展示功能，但是从公众实际感知角度来看，还需要继续坚持确保保护和展示工作的整体性、真实性，进一步提升保护理念，改变保护工作的封闭式操作模式，在决策、规划等重要环节注重吸纳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参与，进一步加强展示内容的可认知性、可解读性、可理解性。在目前已经较为普遍的遗址博物馆、遗址本体直接展示基础上，借鉴历史景观再现、讲故事式展示、模拟展示、情景化展示、活态展示等方式，依托线上和线下多种媒介来构建涵盖人员讲解、多媒体演示、场景复原、情景模拟、活态表演、参与体验、虚拟仿真等多元化形式的综合性展示体系。

　　差异化需求

　　个人认知和实际感知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性，形成满足差异化文化需求的多元化文化产品体系已是现实需求。

　　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在认知或感知程度整体层面和具体调研项目层面均有体现。面向需求水平差异化的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对目标市场进行科学细分，开发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及相关类型产品，是各公园真正满足公众需求，实现自身公共性价值追求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改变目前较为普遍的管理者主导思维，强化社会服务意识，主动了解和关注公众需求，在做好保护工作基础上，逐步实现产品载体扩充、产品领域拓展、产品层次优化、产品形式丰富、产品时空延伸。从而依托遗址本体、遗址周边环境、遗址价值，基于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生态等，开发静态展示、动态展示、虚拟展示、场景模拟、活动参与、情境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建立包括文化认知、文化学习、文化观光、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综合性特色文化产品体系。

　　参与性机制

　　目前，公众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了解程度还偏低，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已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公众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了解程度还过低，尤其是在第一、二批正式建设公园所在地，仅为2.57的公众了解程度均值与当地至少近十年的建设实践还很不匹配。这就要求，各公园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如何真正走进公众生活，让公众关注、了解、理解、认可和支持自身运营管理问题。

　　从更全面和更深层次来看，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让公众能够有机会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到公园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之中，同时还要注重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去消费公园所生产的相关文化产品，从而保证公园建设运营与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生活能够更充分地产生关联。对此，考古公园概念的倡导者英国学者Paulette M. McManus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提出，只有多元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得到满足，考古公园才可能令人满意地建立和成功地取得社会支持。

　　当然，公众参与并不意味着在公园建设过程中“人人都参与”和“事事都参与”，其基本原则是“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针对的是公园相关的公共事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运营管理过程中的相关事务都应具备公共性），面向的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公园多元化利益相关者，追求的是尽可能公开、公平地实现依托公园的相关公共利益。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