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启超（1873—1929）先生诞辰150周年。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以鼓吹维新、传播新学著称于清末民初的政坛和学界，一生雅好传统书画，热衷收藏历代金石拓本，数量宏富，质量上乘，题跋详尽，见解非凡，影响深远。

　　梁启超喜好收藏金石拓本，源于有清以降金石学的蓬勃兴起，以及恩师康有为倡导碑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与自身“驰情柔翰，遍临群碑”的意趣亦密不可分。

　　据冀亚平等编写的《梁启超所藏金石拓本目录》统计，梁启超收藏历代金石拓本1284件。其中，商代碑刻5件、周代14件、秦代4件、西汉13件、东汉125件、三国13件、西晋5件、东晋9件、十六国3件、南朝17件、北朝434件、隋代93件、唐代393件、五代5件、十国2件、北宋26件、南宋18件、辽国1件、金国5件、西夏国1件、元代3件、明代5件、清代73件、现代4件、无纪年6件，等等。从朝代上看，囊括每一个朝代；从书体上看，金文、大篆、小篆、汉隶、魏楷、唐楷等书体齐全；从种类上看，钟鼎、碑石、墓志、造像、画像、摩崖石刻等无所不包。概而言之，数量多、种类全、价值高，几乎横跨了整个中华文明史。

　　1984年，香港书谱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共收录已出土及传世的中国历代碑刻（含摩崖、刻石）和墓志辞目约3000条，其中梁启超“饮冰室”所藏各种拓本将近一半，包括《争座位帖》《曹全碑》《天发神谶碑》等国宝级文物；明代韩逢禧和清代查嗣瑮、冯浩、陈继昌递藏的东汉《樊敏碑》及清末王懿荣旧藏的唐《李勣碑》《颜氏家庙碑》等明拓本，清初金石学家黄易（小松）旧藏的东汉《张迁碑》、西晋《孙夫人碑》，清末金石收藏家何昆玉旧藏的北魏《刁遵墓志》、东魏《吕望碑》及庄缙度、端方递藏的《祀三公山碑》（割裱本）等乾隆年间精拓本；以及数量较为可观的清嘉庆、道光年间拓本，如北魏《元景造像残石》《寇臻墓志》《孙辽浮屠铭》等。

　　梁启超的拓本藏品体系完整，主次分明，以秦汉隋唐时期的拓本为重点，后世各代的拓本则少而精；重视民国初新出土的碑志、造像初拓本，如西汉《麃孝禹刻石》、东汉《三老讳忌日记》等，皆注明“初出土拓”。

　　梁启超集藏金石拓本的渠道，大致有三种。

　　一是自己购藏。主要是从藏家或碑帖商人手中购买递藏有序且带有名人题跋的珍稀旧拓。如颜真卿《争座位帖》（宋拓本），清初为精于鉴赏的程瑶田家藏，乾嘉时期归广东南海金石书画鉴藏家吴荣光“筠清馆”所有，后传至“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最终为梁启超重金购藏（据罗振玉在1920年公开出售的新旧拓本价目，明拓本《争座位帖》价120银元）。他在外签上以楷书题写：“程易畴、吴荷屋旧藏宋拓《争座位帖》，今归饮冰室。”内签由潘仕成楷书而成：“宋拓颜鲁公《争座位帖》，潘氏‘海山仙馆’珍藏。”此外，还从四川铜梁书法篆刻家王瓘（孝禹）手中购买了北魏《李超墓志》《李谋墓志》、东魏《刘懿墓志》、隋《尉富娘墓志》等拓本。

　　二是友人赠送。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是梁启超的好友，他们在金石碑帖鉴藏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21年前后，周肇祥访得辽刻石《显密圆通建舍利塔铭》、北魏《韩贞造像残刻》《元景造像残石》等，手拓后相赠。梁启超作《韩贞造像残刻·跋》以记其事：“在奉天义县城西北十里大凌河滨之石窟。周养庵与《元景造像》同时访得，以初拓本见赠。”他还在唐《刘仁墓志·跋》中题写：“此志以甲子年出土于山西之太谷，石今在太原图书博物馆中，曾望生遁以此初拓本见寄。唐书而有魏风，楷书而饶草意，可爱也。”在《颜勤礼碑·跋》中写道：“碑以民国十一年出土，今在陕西节署，此本为刘雪亚督军镇华所寄赠。”

　　三是游历获赠。1915年春，梁启超自津赴粤途中游历镇江焦山，在定慧寺壁上凝神欣赏气势飞动宏逸、书法宛转遒逸，被誉为“大字之祖王”的南朝齐梁《瘗鹤铭》时，备感快慰。高僧鹤洲遂将先前用日本雁皮纸以零拓法而拓的《瘗鹤铭》相赠。梁启超在《瘗鹤铭·跋》中题道：“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竢穷冬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拓，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即若星凤矣。”并将它定为“出水后第一精本”。

　　梁启超在收藏金石拓本的基础上，参阅《金石录》《二百兰亭斋金石记》等金石学著作，先后为175件拓本题跋，包括秦汉拓本53件、魏晋南北朝拓本74件、隋唐五代拓本39件、唐以后拓本9件，并钤有“饮冰室藏金石图书”“饮冰室藏”“双涛阁藏”“启超”“梁启超”“饮冰室”“任公五十年以后手笔”“任公”“新会梁氏”等不同印文的鉴藏印。

　　梁启超最早的题跋写于1917年，1925年题跋最多，达118条，如北魏《李壁墓志·跋》中写道：“碑以宣统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欢喜累日。”交代了收藏此拓的时间、地点和来源。有时一天数跋，如正月十九日，分别为明拓本《雁塔圣教序记》《同州圣教序》、北周《华岳庙碑》等作跋。

　　题跋的内容，一是记述碑刻的出土情况及其去向，二是记录拓本的递藏经历，三是说明校勘、考释碑刻的文字，四是题署碑刻名称和时代，五是订误志疑，六是品评书法等。梁启超广征博引，举凡书法论著、史书传记、所涉及的收藏家、鉴赏家、书法家、题跋者、著录者等，皆信手拈来，或判定碑本年代，或探讨字体变化，或阐述碑本价值，内容丰富，语言洗练，感情充沛，直抒胸臆，可谓卓识远见。如《石门铭·跋》中写道：“石门铭笔意多与石门颂相近，彼以草作隶，此以草作楷，皆逸品也。吾乡邓铁香鸿胪，一生专学石门铭，然终未能得其飘逸，南海先生早年亦然。此外时流或有学者，乃怪丑至不可向迩。”显现出梁启超独特的碑学思想、书学思想、美学思想，展现了他广阔的史学和艺术视野，在整个金石题跋史上具有继古开今的创新意义，不失为清末民初重要的碑学文献。

　　而其题跋书法，则将锤炼一生的书法造诣凝注于笔端，以楷、行居多，少篆、隶书体，形成了“导汉魏入隋唐”的碑体楷书、“引碑入帖”的碑体行书相结合，呈现带有隶书笔意的魏碑体楷书的个性书风，方严峻厚、风骨独具。一如他在《张寿残碑·跋》中所述：“此碑丰容而有骨，遒健而流媚，与我笔路相近。”

　　热衷收藏、倾情题跋金石拓本，不仅反映了梁启超高雅的生活情趣，而且展示了他学识之博、鉴赏之精。梁启超病逝后，家人将其生前收藏的历代金石拓本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梁任公金石拓本专藏”入藏善本特藏部），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一代宗师毕生传承中华文化的理想信念、造福社会的博大情怀。

　　（作者单位：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