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教授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20世纪70年代，正在读研究生的他对中国法律史情有独钟，但是著名汉学家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却对他的兴趣全然不解，疑惑地问他：“年轻人，你看起来挺聪明，为什么要一心把时间浪费在中国法律史上呢？”安守廉教授说，这是他读研究生时遇到的第一个实质性问题。芮沃寿（1913—1976）是美国人，哈佛大学博士，长期担任耶鲁大学教授，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少年时，他随父母到中国和日本旅行，爱上了佛教和东方文化，研究生期间曾两度到北京进修，母语英语之外还通中、日、法、德四种语言，对中国古代佛教和儒家思想深有研究。说芮沃寿教授不了解中国历史，恐怕没有人信，但他却如此看待中国法律史，其他学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直以来，汉学和中国学在美国十分发达，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法律史的专门研究却少之又少，许多学者的研究中根本就忽略法律和法律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或者把它们放在极为边缘的位置。这是西方人的看法，我们这里也不乐观。晚近以来，知识人常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传统法律，到如今，我国法学院的师生们大多对中国法律史所知无几，只懂得一些教科书式的教条，认为中国古代是人治，法律“以刑为主”等。皇皇几千年的中国法律史，就被这样三言两语给总结了，实在可惜。中国法律史在他们看来，往往不过是与现代法律和法律理念相比照的反面教材而已。

　　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

　　鉴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批判要么误读了古代法，要么将它们附会为西方的法律类型，《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修订本）对中国的古代法正本清源，还原中国传统法律的本来面目。书中区分了古代法和传统法，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真正模样是古代法，是古人的智慧，而后人对古代法的理解和建构则是传统法。可以说古代法是事实（fact），而传统法是研究者的认识、解读（interpretation）和重构，事实只有一个，解读可以因使用的工具或理论的不同而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古代法的研究都是在构建传统法。古代法已经随着清末修订新律和立宪运动而终结，传统法则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构建会看到不同的传统法，但近代中国许多学者所构建的“中国传统法是在以西方法为参照物，对古代法的否定多于肯定基础上而形成的”，这种传统法是为了连接西方，而真正有价值的传统法应该是连接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桥梁。该书致力于以严谨的古代法文献和史料为基础，澄清各种对古代法的误读，重新建构中国的传统法，并论述中国传统法的发展和特点，进而如实地展现古代法和法传统的真实状况。

　　在该书作者马小红教授看来，中国古代法不仅包括“刑”和“律”，而是存在着“礼”与“法”两种形式，两者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体。法包括古代各王朝颁布的典、律、令和例等实体的法律，也包括一些乡规民约和家法行规。而礼的范围则更为广泛，从制度层面来说，一方面礼是国家制度性的规则和仪礼，包括朝廷的仪式和不同社会等级的礼仪，比如朝廷的祭祀，不同等级人所应享受不同的吃穿住行规格；另一方面礼是普通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交往礼节和规则，是匹夫匹妇洒扫应对的基本规范。同时，礼本身还蕴含着中国传统法的价值追求，诸如公平、和谐等。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先贤们的教诲，也是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形成的规范，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一个人从出生就不仅受礼的教育和熏陶，还会在生活中不断践行礼的规范。礼本身也被国家认可或默许，所以它和法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规范体系。在这种法律多元的情况下，法本身是被精英写在书面上的法律，融天理、人情和国法于一体，主要由国家机关来执行，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则是礼。人们之间相互约束，因此绝大部分的民事纠纷不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就能解决，如此一来，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和谐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传统法不仅有强制性，同时它还是体贴入微的日常生活规范，在解决纠纷和维持秩序之外，还能安顿人生与人心。这些是现代法律所缺乏的。

　　以传统法智慧安顿中国人的人心与人生

　　从明末清初开始，黄宗羲等思想家就开始批判他们构建的传统法，称其为“一家之法”和“非法之法”。晚清时期，随着国家危机的加重，知识人更猛烈地批判传统。到清末修订新律时，参与者们对是否保留传统法的成分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最终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妥协，但新法律主要还是以主张法律与道德分离的法律实证主义为指导，以个人主义和契约观念为基础，基本上抛弃了传统法。民国成立后，万象更新，传统社会解体，传统法的统一性和延续性被切断，在军阀们剑拔弩张的同时，社会动荡，道德败坏，时人叹言：民国不如大清。但反传统的基调并没有改变，五四运动时期更有强烈的反传统思潮，林毓生先生称之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也就是把所有中国当时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氛围下，民国《六法全书》中的条条框框写的清晰明了，法官们也大都喝过洋墨水，但是民国的法治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抛弃法传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当时的法律知识是舶来品，并没有本土化，立法者中不少顶着外国的博士帽，说着流利的洋文，对西方的法律理念谙熟于胸，但是对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却所知甚少，对中国传统法中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息息相关的理念极为陌生，而是希望用新的法律去规制和改造普通人的生活，但这些法律中不少部分与普通人生活中的规范毫不相干，人民大众多少年保持的习惯和观念都需要随着法律改变，人们的生活自然乱了套，法律也必然得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民国西化法律的根本问题是脱离中国人的人世生活，因此也就不能安顿中国人的人心与人生。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痛感新共和时代的混乱与堕落，言当时“凡旧制之典章服朔，不问是非得失而皆除之，凡法、美之政教风俗，则不较其是非得失而皆从之”，因而中国数千年来的风俗习惯被破坏，导致“纲纪尽破，礼教皆微”。但西方人建立共和国却多保守了传统。令人唏嘘的是曾经的维新变法领袖，这时变成了维护传统法的守旧人士。他深刻地认识到抛弃法传统之后，对社会带来的破坏作用。康有为的看法虽偏颇却令人深思，晚近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政制层面暂且不论，立法者想用移植的法律理念来重塑普通人的生活，但西人的良法美意，到了我们这里却南橘北枳，轰轰烈烈闹一场，到头来人是人，法是法，依然各行其是。因为法律根本上是来自社会的规则，社会是在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所有的法律都离不开传统这个渊源。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古今中西交错的时代，但中国文化传统像基因一样影响着每个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生活规范的法律当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传统法就是这些文化基因的重要部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