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创造者，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一直是国际学界和经济界人士关注的热点，国际主流观点怎么看中国经济，人们更希望看到理性翔实的专业分析，而不是凭感觉作出的粗糙判断。近日，本报记者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景与挑战为主题，对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进行了专访。
中国以有利于长期发展的方式提振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报》：初步核算，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2023年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2023年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改善。您如何解读这一系列经济数据？
库恩：中国最近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令人鼓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月度数据也是如此。当然，根据短期经济表现作出长期预测总是不明智的。为了评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人们需要研究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观察经济在消费与投资、投资生产率等方面的表现，并在更长的时期内跟踪数据。某些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报道持悲观态度，但我注意到，中国政府旨在提振经济的政策措施是以有利于而非牺牲经济长期发展的方式推行的。
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增长速度、制造业活动、消费者信心等方面的考验？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说的是中国没有做什么。中国政府没有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因为中国领导人知道，用长期债务和生产力下降的代价去换得短期刺激是不值得的。习近平主席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而高质量发展是无法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不对中国经济进行大规模强刺激是一个好的迹象。中国政府作的是连续、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相关措施包括下调利率、为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家电家具等家庭用品消费、补贴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消费、放宽购房资格限制、改造城中村、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
没有完美的政策，也没有神奇的解决方案，中国正在尝试、试验和监测许多具体、有针对性的项目。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条件总是在变化，要始终寻求优化和改进，并在必要时调整航向。总体而言，随着由出口、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这一长期成功的增长模式“达到退休年龄”，中国需要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中国的新增长模式突出高质量发展和拉动内需，这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拉动内需的问题，如何理解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充分发挥庞大内需市场的潜力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库恩：消费是中国经济战略中的关键因素，而消费的重要基础是消费者的信心。新冠疫情时期的生活状态、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对人们的心态造成了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坦诚、务实的表态。会议也指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月31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20条措施包括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丰富文旅消费等，这些措施的针对性之强让人印象深刻。例如，对于第4条措施——提升家装家居和电子产品消费，其主张要促进家庭装修消费，鼓励室内全智能装配一体化。推广智能家电、集成家电、功能化家具等产品，提升家居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加快实施家电售后服务提升行动。深入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加强废旧家电回收。利用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柔性显示等新技术，推进供给端技术创新和电子产品升级换代。支持可穿戴设备、智能产品消费，打造电子产品消费应用新场景。对于拓展新型消费，《措施》提出要壮大数字消费，加快传统消费数字化转型，促进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在线文娱等数字消费规范发展。对于推广绿色消费，《措施》提出要积极发展绿色低碳消费市场，健全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机制，促进居民耐用消费品绿色更新和品质升级。
除以上这些具体措施之外，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让增长的动力源由投资更多转向居民消费，提升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新质生产力”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十年来，您参与、见证并记录着中国的发展。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角度看，您认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有何意义？
库恩：国际上有一些分析人士声称，中国已经达到了其相对经济实力（尤其是相对于美国）的峰值，他们据此提出了“中国崛起顶峰论”（Peak China）的论调。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时，中国正在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认为，对这两点进行对比是有意义的。
如果“中国崛起顶峰论”在当前或近在咫尺的未来成为现实，这意味着中国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以市场汇率计算）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长期以来是很多分析人士热衷谈论的话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5月刊文称，一些机构纷纷下调预期，不再预测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跃居领先地位，转而认为二者将接近持平。但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该报发文表示，“我们不应该在现在说‘中国崛起顶峰论’。尽管其经济中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但这也是一个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沃尔夫列举了中国具备的一系列发展优势：每年有大量工学类毕业生；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知识产权局；拥有具备高度创业精神的人口；在电动汽车等技术领域显示出领先世界的潜力；以及在信息技术领域似乎已经领先于欧洲。
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产业结构不够均衡、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考验。另一方面，中国胸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远大愿景，注重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这比一味追求高速增长、能源密集型的产业模式更有意义，可持续性更强。在智能化信息时代，科技的不断突破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发挥技术的商用价值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新材料、电子商务、海洋和空间技术、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当然还包括锂电池、光伏发电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技术领域。中国正推进相关政策落实落地。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习近平主席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引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打造一批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把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载体，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主动对接全国产业链供应链，在优势产业和产业优势领域深耕细作，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如今，许多中国企业纷纷在科技成果落地的地方“安家落户”，中国地方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也与全国保持高度一致。总之，“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词汇凸显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丰富内涵，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高水平科技创新发挥支撑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您对中国的科技金融政策有何评价？
库恩：中国非常重视高水平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另外，某些西方国家对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限制增多，客观上也促使中国更加注重科学技术方面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中国现在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怎样强调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可能都不为过。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作用，明确表示了发展科技的决心，充分肯定专业化、高端化、创新驱动型企业在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过程中所作的贡献。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中国有关部门正在通过更有针对性、更卓有成效的政策，特别是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培养方面提供助力，来激发释放它们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潜能。中国的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深入高科技园区和科技企业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的领导人向各级官员发出明确信号的一种方式。在这种信号中，最强烈的感召是对科技自立自强的呼吁。中国长期倡导科技、创新和创业的重要性，也认可“创新一代”（innovative generation）能够在推进产业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吸引外资的质量也持续提升。对此，您如何解读？
库恩：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与外国企业进行技术合作与专业知识交流仍然是很重要的。这使得中国市场更具竞争力，也能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此外，通过展示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展现外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能够良好运转的现状，也有力地反驳了“中国只希望本国出口到海外的产品能面对开放的市场和一流的营商环境，但不希望外国产品在中国拥有类似局面”的说法。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而言，中国及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经济运行状况、商业相关政策法规、消费者情绪等因素的变化都影响着它们的发展轨迹。中国英国商会开展的一项调研发现，70%的外国企业希望在进行新投资之前得到的信息能“更加明朗”。中国美国商会的调研显示，多数受访企业对中美关系摩擦有所顾虑。不过，仍有52%的美国企业对未来五年内的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态度。实际上，人们也能看到，一些海外品牌在中国市场有着不错的表现，继续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德国商会的数据，55%的德国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其在华投资。
引进高质量外资有利于从发展先进制造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研发突破性技术等方面为推进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集聚动能。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中国国务院近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从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方式等6个方面共24条政策措施，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外资。中国为外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便利，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在天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对话会时强调，要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开拓更多合作机遇。中国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等，将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取得新突破，带来各产业特别是新领域新赛道的巨大合作机会。
中国上述政策措施使得中国美国商会等组织有信心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美国商会2023年度科技创新峰会指出，在一个以长达三年的波动为标志的世界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准备好迎接挑战的组织更能有效地为客户和利益相关者服务。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长远的眼光看，未来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库恩：一方面，中国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出了强有力的表态，并持续推出了加强支持的具体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在面临挑战，感受着不确定性。截至5月底，中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超过5000万户，其中相当多的是小微企业，并且这些企业普遍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民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中国政府展现了明确而醒目的姿态，为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及时回应关切，并解决其后顾之忧。
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出台《意见》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有力举措提振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意见》共提出8个方面31条具体举措，《意见》提到，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其中包括定期推出市场干预行为负面清单，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其中包括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用，推动涉企资金直达快享；完善落实激励约束机制，其中包括建立健全民营经济投诉维权平台，完善投诉举报保密制度、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其中包括支持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在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等等。以上这些举措是向中国民营企业发出的一种强劲信号，表明了通过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来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中国深刻地认识到，这对于促进高质量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减缓经济复苏中的下行风险等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2022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涨船高、各得其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中国，民营企业既能创造更多财富，做大“蛋糕”；也能参与分配财富，帮助更公平地分好“蛋糕”。习近平主席3月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指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
有些西方媒体报道了一些人士对中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怀疑态度，中国领导人把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多次走访调研杰出的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交流，这种对民营企业的关心重视恰好是对怀疑态度的直接反驳。9月，习近平主席考察了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国际商贸城，那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拥有约7.5万个店铺，提供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是一个充分彰显创业精神的地方。10月，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专家企业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以上议题，您还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
库恩：我想就两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二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根据国金证券的数据，2021年，国有资产总额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近六成、国有企业总营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近七成。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这既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比如说，这可以增强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国有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国有企业能够更高效地执行政府政策，这既有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又有助于降低潜在风险。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多管齐下的，具体包括加强董事会建设、落实董事会职权；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民营资本；鼓励支持企业敢干、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开拓市场；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评比现象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对企业制度、管控体系、管理方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改进，到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壮大，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持续迈进。当下，改革的一大亮点是突出国有企业的核心职能。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举措都能起到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例如，强化核心专业知识和关键技术攻关；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内部和外部数字化转型；提高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员工积极性；重视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状况；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等。此外，中国还对技术先进专业、产品新颖实用的创新驱动型国有企业予以优先扶持，积极发挥国有企业在发展、升级和引领尖端技术、高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方面的作用，而这与美国等发达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是不同的。
美国《财富》杂志2023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中国共有142家企业上榜，美国以136家企业入围位居第二。值得注意的是，上榜的中国企业大多为国有企业。评价和预测中国经济表现，一个很好的方法是跟踪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以及盈利能力的变化。下一步，这些企业可以提高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
中国充分认识到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这一迫切需要，当然，其采取的应对措施不会是有可能造成市场扭曲的急功近利式做法。中国主张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地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改造“城中村”、积极稳步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盘活各类闲置土地和物业等。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既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实现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中国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愿景。通过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保障金融机构安全平稳运营来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也是相关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各大城市推出的其他利好措施还包括放宽购房资格标准、放宽抵押贷款政策、推出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发放补贴鼓励农村居民在城镇购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