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特别需要重新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共同点。除了敬老慈幼、重视生命、善待亲人等许多文化所共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外，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方面还有其他共同的价值观念，那就是重视学术传承，也愿意为维护和延续学术传统而投入资源。

　　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乐于接受基于历史经验和学术权威的观点，并且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寻找当代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上述社会的运行中，专业知识的生产与国家、社会的管理联系紧密。这保证了重要决定或多或少需要经过专业审核才能通过，不符合历史经验和学术共识的危险意见大多会被否决，从而为大多数人的生存提供保障。对专业知识的尊重是中国和西方文化中重要的共同价值观念。但有时正因为这是得到人们共同认可的观念，所以很容易被忽视，人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对其进行反思。

　　“士”追求政权与学术共生的传统

　　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开始经历重大的历史变革，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增加、城市扩张，使整个社会体系快速转变，贵族统治开始被官僚统治取代。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便产生于这种历史环境中。战国时代的诸子不再替高层贵族说话，而是发出了独立的声音。他们代表新型的“士”阶层，也就是资产不算很多，但是能够获得教育资源，深爱学术并渴望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人。当时，“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不是最高的，但由于编写和传承文献的工作主要由他们来完成，到了战国后期，历史文献的书写几乎完全是按照其理念进行的。例如，当我们提到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就会想起他的臣子伊尹，而在周朝的文王、武王身旁也有周公、太公等体现学者理想的人物。君主离不开学者的理念在儒家、墨家、道家等的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是战国时代文人的共识。

　　将学者形象深刻嵌入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或许是战国时代的“士”对中国社会意识最重要的贡献。由于对共同记忆生产的重大影响，他们一定程度上能够塑造未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部很有意思的描述社会改造蓝图的文献，被称为《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虽然有两个标题，但这两者实为一部文献，发表于第九册的《治政之道》是文献的开头，发表于第八册的《治邦之道》是结尾）。这部古文献通过对美好的“昔”和堕落的“今”的对照，系统阐述了回归上古“先帝”理想制度的方法。这部文献的内容不算特别新颖，其中很多细节在《墨子》《孟子》《荀子》等书中都能看到，但其综合性描述让我们可以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待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社会理想。事实上，文中的“昔”反映的不是过去，而是作者当时的梦想，也是其对未来社会的追求。

　　文献作者认为，当时存在许多政治问题，包括暴力的外政、对军功的高估、统治者不听取贤臣的意见、高官的录用依靠贵族身份或统治者的偏好而非才华和功勋、迷信影响政治决定、民众的福祉安康未受到重视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统治者首先需要相信自己有主体性，以及国家治理的成败取决于政策的合理性而非上天或鬼神的看法。脱离迷信是负责任统治的前提，是专业官僚制度的开端。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学者应该是社会管理的积极参与者，学术传统是使国家治理变得更专业、更道德、更具有自我认知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积累知识和经验的被动工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所体现的社会改造蓝图不是纸上谈兵的空想，而是反映了战国时代从充满迷信的、基于贵族“武德”的统治观念向理性的、代表了官僚阶层“文德”的统治观念转型。战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部文献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政治变革，但继承学术传统的文人在社会管理体系中长期具有较高的地位。如今，产生于战国“士”阶层、发展于秦汉及之后的儒家理念，在中国依旧得到了传承。制度虽然变了，但是关于政权和学术传统共生的古老理念并没有消失。

　　欧洲世俗时代的开始

　　在一些学者看来，战国时代的文献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但与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当代世界关联性不强。其实《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所反映的社会转变，与欧洲社会在16—18世纪所经历的现代化变革非常相似。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欧洲如何从重视军功的贵族社会发展成“礼貌”的世俗社会。欧洲社会这一世俗化过程的背后有很多思想家，身为基督徒，他们主张的不是废除宗教，而是接受人对世界的责任、开放人的主体性，同时以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包括很重要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现代的欧洲仍然没有放弃宗教，但不再把上帝、圣人看作能够直接影响社会的力量，因此强化了世人的责任感。

　　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人一样，16—17世纪经历了长期宗教战争的欧洲人意识到以和平方式缓和冲突的重要性。世俗化转变改变了欧洲社会的主流观念：从前神和人共同参与的世界成为了人类自己的责任，神只会从距离遥远的地方以间接方式协助其创造物，再也不会直接干涉其创造物的运行。这种被称为“祛魅”（disenchantment）的脱离充满神话因素世界观的过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可以看到。《尚书》《春秋》《左传》等比较早期的文献中有许多例子证明，当时的人相信历史发展（更确切地说是国家的存亡）取决于上天和鬼神的安排，而人只能尽力配合。《治政之道》和《治邦之道》反对这样的观点，提出国家大事是统治者自身的责任，而祭祀、占卜等活动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观念影响欧洲世俗化转变

　　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转变与比其早2000年的中国战国时代有相似的发展轨迹，这不仅是历史巧合，而且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泰勒所描述的转变发生于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时代。他们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哲学、统治制度的著作以及对儒家经典作品的翻译在当时的欧洲受到极大关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通过阅读耶稣会传教士作品、与其通信或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获得了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信息。他相信中国在“实践哲学”（也就是国家、社会管理）上有优势，并且主张通过双向传教让中国派来的“传教士”补强欧洲人在这方面的短板。在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基于专业管理阶层的制度为改造欧洲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

　　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转变虽然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但是对中国的认识加深了欧洲人对理性管理的信任。过去数百年间的密切交流拉近了中西方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形成了不少共同的观念。我们在观察人类不同文化的时候，经常会关注令人惊讶的差异，而值得珍惜的共同点，很多时候会“逃出”我们的视线。可能正是因为我们逐渐变得相同，所以才不再关注对方曾经在己方文化中所起的作用。有责任的、理性的、尊重专业知识的社会管理方式，作为中国和欧美社会曾经付出很大代价才获得的共同价值观念，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表现，也是我们能够乐观看待未来的重要保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