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断代史是主流，而史学史处于边缘地位，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科中有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尽管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是广阔的，方法是多样的，但与其他历史分支学科相比，其根本特点还在于它毕竟是一门“读书”的学问。

　　“史料”“文本”与“著作”

　　傅斯年的《史语所工作之旨趣》确立了中国现代科学历史学也就是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方法，直到今天，这一方法对于科学的历史研究仍然是有效的。他说：“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又说：“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他的话虽然说得太绝对，但说明了扩大和研究直接材料即一手材料在现代科学历史学中的重要性。科学的历史研究程序是这样的：在材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到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然后将事实组织起来复原历史过程。所以，在科学的历史工作者眼中，著作或者文本，其价值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史记》可以补充先秦史的史料，对于研究秦汉史来说，其中有一手材料；《汉书》是西汉史研究的史料渊薮；《资治通鉴》中关于唐五代的记载，史料价值比较高，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记载，则没有太高的史料价值；《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的精心之作，对宋代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因其流传而致《旧五代史》失传，但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其史料价值并不如《旧五代史》。

　　对于研究史学史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研究对象则是著作和文本，而且，一切史料都是文本，不用说《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新五代史》这样的作者精心结撰的名著，哪怕档案、日记、回忆录、地方志等这些所谓的一手材料其实也是充满主观视角、立场、意图、情绪的文本。所以，史学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就是“读书”，就是把文本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去解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史学史解读和呈现的是身处历史中的人对历史的建构，是内在于历史的或者说历史之中的更深层次的思想世界。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特有的魅力。

　　进入历史运动的更深层面

　　人们为什么去考察、认识、解释历史？归根结底，是为了认识和说明现实，为了确定和指示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就是用社会历史的演进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这样的历史科学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科林伍德也说：“历史学是人类进行自我认知的途径。”这都是在强调，历史乃是人类社会进行自我认识的最重要途径。在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同立场的人们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斗争，在历史认识和研究领域也充满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争夺历史诠释权、话语权的斗争，也就是争夺“历史真相”的斗争，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深刻地看到，不是像考据的历史学所想象的那样，历史不是固定不变的过去，不是历史陈迹的堆积；甚至不是像社会科学化史学所强调的那样，历史也不能被社会结构的规律性运动所完全决定。正是史学史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历史是充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是有人的主体性的历史，人们在历史运动之中考察历史、认识历史、解释历史、建构历史，主动地确定和引导历史的变动方向。

　　正是史学史的视角，使得我们进入历史运动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历史之中的人们如何通过认识历史，确定现实在历史运动之中的位置，主动规划历史运动的方向。书写和记载历史是人们出于了解自身所处现实之需要而对历史的认识、思考和建构，对此，中国古代史家早有深刻的自觉。孟子论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司马迁说他的“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他的《史记》有着“成一家之言”的抱负。刘知幾论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而尤以“识”为先。章学诚区分“撰述”与“记注”，说“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史家必须“有以独断于一心”，必须具有“心裁别识”。龚自珍认为，“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就是说，史学乃是史家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之学。

　　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先生都指出中国古代史学重视通史撰述，通史的意义在于“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代之变”，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正说明中国古典史学具有自觉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刘家和先生《论通史》一文还以比较文明的视野论述了西方史学缺乏通史传统，而重视通史撰述正是中国古典史学的重大特点，对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产生了重要作用。

　　史学史不同于历史书写研究

　　近年来，后现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兴起，彭刚在《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一书中指出，这一史学理论有一种“解构论”的立场，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事实没有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实在性，解释主导和支配着事实，但解释和事实之间在没有截然分界线的同时，却又可以互相转换”。总之，一切都是“叙事”。这个理论并非没有好处，它让历史学者认识到，我们所知的历史确实都是人写出来的，除此之外，我们并不知道所谓历史。这样一来，研究历史，首先就要研究所谓的史料是怎么被书写出来的。现在历史学界流行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的研究，其理论背景正在于此。研究断代史、政治史的学者，眼睛里不是只有史料了，而是有文本了，终于认识到史料其实也是文本，是历史书写。

　　具体到中国史研究中，学者终于认识到，在中国历史上，史学或者说历史编纂、历史记载与现实政治有着莫大的深刻的关系。白寿彝和瞿林东先生都曾强调指出中国历史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过秦论”是汉朝前期与民休息政策的思想根据，《隋书》对隋朝兴亡经验的提炼和总结为“贞观之治”确立了指导方针。每一代王朝都以修史来宣称自己的正统论，用历史来说明和论证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这是中国史学史的学者耳熟能详的常识。历史记载和编纂乃是头等重要的政治，这不但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更是中国文明的特点。近些年，有年轻学者通过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史”“正史”怎么写、为什么这样写，来呈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何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政治文化的变化，还强调指出：“正史”是一种“意识形态装置”。这确实是政治史研究的深化，而且，历史书写研究对文本的细致分析，是值得史学史学者学习的。

　　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的研究，使历史学界开始认识到史学史的重要性，使历史研究者意识到，对于所谓的史料要具备一种史学史的眼光。但是，越是在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研究流行之时，作为史学史的学者，就越是要清醒自觉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自身的旨趣和目标。首先，历史书写研究背后的理论根据是后现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有着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前提假设：所有的历史都是写史之人根据自己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进行的叙事，都不是历史真相，距离所谓的历史实态很远。其结果其实是对“历史真相”“历史事实”的解构，不能不让人感到，历史真相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书写之中了。

　　史学史的研究虽然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身处历史之中的人们对历史的考察、认识、思考和建构，但史学史研究的前提是承认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思想建构具有真理性，这种真理性包含真实性且超过真实性。这就是说，历史学家运用确凿无疑的历史证据，通过正确认识历史，起到了让人们正确认识现实的作用，以及认识和引导历史变化的作用。史家之撰述为现实为人生提供了一面能够认识自我、省察自我的镜子，发挥了“以史为鉴”的作用。历史是变化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变化之流。因此，所谓的客观历史真相并不是脱离历史变动的固定不变的陈迹之积累，好像是等待我们去发掘的文物一样，客观历史真相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揭示和把握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现实中对历史真相的揭示、对历史真理的把握，不是远离所谓的历史实态，恰恰相反，是我们在自己的现实中认识历史、揭示历史真相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史家宏通的历史视野、深切的现实关怀、深刻的历史见识，尤其值得今天的历史学者学习。作为史学史学者，我们有资格说，不能把史书仅仅当作史料来用，而是要读书，从中领悟史家的历史见识和历史智慧，深入到历史中的思想世界，这是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必要功课。

　　史学史不能变成断代史研究

　　自近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从比较文明的视野来看，人文主义和历史意识、历史思维、历史理性是中国古典文明最突出的特点。经史之学是中国古典文明的主流学术传统，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主流学术传统则是哲学、科学和宗教。所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要在中国文化的系统中，理解、把握、阐释中国史学传统自身的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要通过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理解、把握、阐释中国文明的特点。尽管每一个时代的史学与政治、社会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文本，但不能把史学史的研究都变成断代史的研究。史学史的研究毕竟要把中国史学作为一个自成体系、自成脉络的学术思想传统，要对中国史学的源流始终有一种贯通的把握，要追求通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发掘和阐释中国古代史学自身的理论传统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瞿林东先生相继主编并出版了多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多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这些工作不仅扩大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更深化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根基。

　　史学史研究的方法、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大，但史学史研究也需要在广道术和新道术的同时，不断自觉和确立自身的旨趣、目标和特点，使史学史研究发挥出它特有的魅力和重要性。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