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社交媒体叙事，有人赞颂它的妙语连珠，也有人诘问它的言不及义。考虑到碎片化、叙事真空、后叙事时代等词汇最近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词，有必要对社交媒体叙事及其研究进行“深度扫描”，以探寻它让人“放不下”的魔力，也找出它使人喜怒无常的病灶。英国伯明翰大学应用语言学教授鲁思·佩奇（Ruth Page）长期关注社交媒体叙事参与者的语言使用，特别是他们如何进行故事讲述，著有《故事与社交媒体：身份与互动》（Stories and Social Media: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在线叙事：社交媒体上的故事分享》（Narratives Online: Shared Stories in Social Media）等作品。围绕社交媒体叙事特性对研究的塑造、相关研究方法的传承性与创新性、如何发挥社交媒体叙事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积极作用等话题，本报记者近日对佩奇进行了专访。

　　社交媒体叙事的独有特性影响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们为何参与社交媒体叙事，对它的生产、消费和分享满足了社交媒体用户的哪些需求？是否可以认为，它既带来了正面效应，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佩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借助故事来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故事是身份建构活动的关键来源之一。人们在线下世界中讲述各种故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在社交媒体网站等线上平台上讲述故事。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社交媒体叙事。他们可能是在与朋友联络，也可能是关注某个名人、网络红人或品牌的动态，又或者对某个政治议题感兴趣或想与他人进行辩论。出于提高自身知名度、分享自己的故事作为某种回应或者对已讲述的故事表示不同意和抗议等目的，人们选择成为参与者。参与社交媒体叙事可能会带来一些益处。例如，参与者可以讲述那些被边缘化或未被主流媒体听到的故事；通过“我也是”（#MeToo）运动中的那些故事，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认识也有可能得到提高。故事还能够起到提供支持和促进团结的作用。同样，故事也可被当作政治传播工具，或被用作获取经济利益的营销策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传统叙事模式，社交媒体叙事具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如何在研究设计方面影响社交媒体叙事研究？

　　佩奇：社交媒体的叙事特点是由不同网站和平台的功能可供性塑造的。例如，社交网站中的更新提示鼓励网站成员发布他们“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使人们更多地“分享当下”，也增加了对“突发新闻”的现在时叙述。文本的相对持久性即某一内容在特定账号或网站的信息流中可被公开展示的时间长度，也可能影响故事的可讲述性。比方说，在照片墙（Instagram）应用中，与通过快拍形式发布的平凡日常或幕后展示类叙事相比，通过帖子形式发布的认真打磨过的内容可能会更加完备。以镜头为中心的应用程序的演变，如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色拉布”（Snapchat）、抖音、抖音国际版（TikTok）等视频分享平台的兴起，意味着社交媒体中的故事讲述模式正变得越来越多模态化，音乐、声音和图像都可能在社交媒体叙事中发挥重要作用。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人们可以迅速便捷地对其进行转发、重新合成和实现“病毒式传播”。这意味着，比起主流媒体，有更广泛的人群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看到经过复述和重构的故事。

　　从研究设计上看，技术的规模化、多模态性和快速变化的特性意味着研究人员需要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在这方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话语分析与社会语言学教授亚历山德拉·乔加科普卢（Alexandra Georgakopoulou）在2007年出版的《小故事、互动与身份》（Small Stories, Interaction and Identities）一书中引领的“小故事范式”尤其富有吸引力，也是我进行媒介叙事分析（Mediated Narrative Analysis）研究的出发点。

　　媒介叙事分析是传统叙事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运用的媒介叙事分析框架与传统叙事分析框架有何异同？它包含哪些创新元素？

　　佩奇：早期话语分析叙事研究是媒介叙事分析的基础。总的来说，媒介叙事分析借鉴了一系列研究社交媒体背景下个体故事讲述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应用了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叙事分析理论和语境论方法。例如，学者埃莉诺·奥克斯（Elinor Ochs）和丽莎·卡普斯（Lisa Capps）合著的《鲜活的叙事：在日常故事讲述中创造生活》（Living Narrative: Creating Lives in Everyday Storytelling）。具体而言，媒介叙事分析借鉴了小故事范式，特别是社交媒体背景下对小故事范式的应用。媒介叙事分析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使用了混合方法，也可以说是结合了不同的路径。早期的小故事研究倾向于开展小规模、定性的研究项目，而媒介叙事分析融合了更大规模、定量维度的研究，特别是使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的方式来探索受到检验的相关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实质上是贩卖故事（storyselling），您对这种观点有何解读？

　　佩奇：故事讲述的商业化在营销策略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可以参考畅销书作家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创建故事品牌：信息明确才能让顾客倾听》（Building a StoryBrand: Clarify Your Message So Customers Will Listen）一书对故事品牌创建模式的论述。此外，社交媒体互动的货币化和注意力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故事讲述也被用于为创建自我品牌服务。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影响者如何利用故事增强他们与受众之间的相关性（relatability）。可能的方式是，网络红人或通过讲述个人轶事作为产品推荐的基础，或让受众有机会看到自己幕后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讲述关于特定产品的故事的商业意蕴被仔细地整合到网红活动精心策划展示的生活流（life-stream）中去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社交媒体叙事研究已经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又可能关注哪些研究方向？

　　佩奇：在过去15年里，社交媒体叙事研究一直在发展，这个领域的关键发现与媒体的功能可供性以何种方式塑造故事讲述有关。这包括新近性的凸显，有更多的故事讲述围绕当下或近期的事件展开。社交媒体叙事研究还关注讲述者展现自己的方式，并探讨真实性作为身份的核心特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此外，社交媒体叙事研究发现，我们需要以一种多模态的方法来理解这些故事讲述形式。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研究关注国际语境，关注短视频，关注这些故事给政治、经济和医疗保健领域带来的现实影响。

　　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倾听难以听到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给社交媒体叙事带来了哪些冲击？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冲击？社交媒体叙事是一种独特的叙事类型，近年来呈现出许多重要的变化，您对它未来的发展变化有何判断？

　　佩奇：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故事讲述的算法性都影响着故事的创作方式和消费方式。首先，这指向了正在兴起的半自动化的共同讲述（co-tellership）模式。就人工智能来说，这涉及叙事的著作者和编辑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或多或少是隐形的。而就算法故事讲述来说，元数据的作用和人类与技术的互动影响着故事获得可见性的方式，也影响着那些可能因注意到这些互动而获得价值的公司。

　　我预计，我们将看到越来越显著的篇际互文性（interdiscursivity），各种故事类型将以创造性的方式被混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社交媒体叙事“既可以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也可以将他们分化成对立的群体”。为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以达成集体行动为目标，我们应当如何发挥前者的作用，避开后者的陷阱？

　　佩奇：故事为人们提供了建立连接的机会。社会学家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等学者在前数字时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描述了人们如何讲述“第二个故事”以体现他们与另一位讲述者的一致性。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如此，人们会和让他们觉得和自己相关或者能用某种共同的社会叙事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故事建立连接。但内部群体会排除那些缺乏共同立场、观点或身份属性的人。人们可能会对别人讲述的故事感到疏远、排斥或反感。讲述者和故事之间的权力动态可能会导致对同一事件的相反描述，在法庭、不同媒体、政治辩论等场景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这种权力动态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一些故事可能变得更加突出，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而另一些故事则起到反叙事的作用。

　　如果我们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就必须更好地学习如何倾听以我们难以听到的方式被讲述的故事，了解这些故事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起的作用，并讨论下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