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启大运河以来，黄淮运水系交汇于洪泽湖区域，官方逐步将治黄、治运和治淮集中于一体。对黄河束水筑堤，大筑高家堰于洪泽湖，使淮水汇流并水位提高，使湖水在清口以清刷黄，将运舟渡黄，同时刷深黄河的淤积。这时期的清口，是整个黄淮运的水流控制中心。这种治理模式引起洪泽湖的扩展。由于湖底和黄河河身的淤高，高堰的筑高，黄淮运湖形成诸多危机。
第一，高家堰体系不断增筑，产生了水环境的变化。清代前中期，湖底不深，黄河不高，高堰不危。随着湖底和黄河河身的抬高，发生黄河倒灌，导致黄强淮弱。乾隆五十年（1785）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以前的湖水可以兼及刷黄和济运，这一年湖水枯干，清口无法渡运，官方引黄济运。随着黄河河身的抬高，御黄坝长期封闭和经常性的灌塘济运，淮水难出清口入黄，更多地从高堰五坝区泄水入运入高宝诸湖。灌塘济运是在黄高于清的时期进行，与一般清高于黄时期的启坝通漕相合一。黄高于清，灌塘济运；清高于黄，启坝通漕。官方的措施，是尽力调整湖水与黄河水位，以便清水通漕。这时期的清口，甚至出现清黄不能交汇的状态。从嘉庆年间开始，高堰五坝区开始成为上下游水流的控制点，通过各坝蓄湖水济运，可以控制下游的归江与归海水流。官员们须对上下游水势有敏感的反应，及时做出对策。
官方常闭御黄坝始于嘉庆十四年（1809），因着当时的倒灌危机，官方堵闭御黄坝，全淮济运。随着闭坝时间越来越长，全淮下泄的程度增加，堰坝泄水通道险情增加，里下河区域遭受水灾的程度提高。官方在济运时闭御黄坝，秋冬时闭盱堰各坝蓄清，西北风起，危及坝堰。河臣们还在上游引黄入湖以助清水，随着黄河南泛频率加增，漫口黄水汇淮入湖的水量也增加，主流减缓，河身更加淤积抬高。高家堰也不断筑高，塌坏频率增加。为了蓄清，嘉庆十七年百龄在上游减黄助清。官方通过减黄，以图清口区清水旺盛以济运。
第二，清政府不单通过清口和山盱诸坝控制黄淮水情，也通过以此为中心的几条水利控制线防控全局。高堰和诸坝系统是第一控制线，运河堤防是第二控制线，范公堤是第三线。史奭称之为上流、中流、下流。里运河东岸诸坝体系作为中流控制线，对下游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十九年（1680），辅靳在高邮、江都运河东堤建6座减水坝。康熙第3次南巡时，认为决口重点已移至高邮以南，将高邮以北的坝闸尽行堵塞。北坝南迁体现了北部淤高和排水通道南移的现象。乾隆二十三年，运堤上形成了五坝，即五里中坝、昭关坝、车逻港坝、南关坝、南关新坝，总称为归海五坝。淮水从归海坝归海，遥遥二三百里，加上里下河地区釜底一样的地势，这一区域自然成为水患频仍之地。在这种环境下，道咸年间官方更多地加强淮水入江的通道。在这以前，官方更多地导引淮水入黄和通过运河诸坝经里下河地区归海。入黄水流因黄河河身抬高难以导流，里运河地区水灾又因泄水增加而加重时，官方才大辟入江通道，汛期的淮水大多入江。官方通过高堰诸坝的泄水时机控制，防止里下河地区和沿江通道地区在早稻未收时因泄水致灾。另外，在入江通道遭遇江水顶托不畅时，官方为了保住高家堰和运道，也不得不启里运河诸坝泄水归海，这时，里下河地区有全面的大规模水灾发生。总之，越到后期，淮水越发成为长江一个支流。1952年苏北灌溉总渠修成，才有小部分淮河水直接东流入海，这是道咸年间的情形。
第三，里运河以东、范公堤以西的广大地区，随着明清时期汛期泄水的增加，圩田与垛田快速增长。这一地区的圩田系统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沿海地区修范公堤后，低地可以稳定地避潮，圩田体系就可以发育。开发较早的稻田分布于平缓低地，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当时的水稻田在屯田组织下围垦形成。湖荡边缘的田大约有1270年的历史，是唐中叶以后形成的田地，当时运河系统完善，河网形成，低田在排灌的基础上形成圩田水稻田。黄河夺淮后兴化新形成的圩田历史有520年。400年前，开始大量地形成垛田。北坝南迁和淮水入江通道水量大增，使圩田体系在南部有发展。低洼的兴化地区四水汇聚，需要高筑圩岸。然而，汛水使许多旱田可以开发成为圩田水稻田。乾隆、嘉庆时期，里下河地区蓄清抑浑潮的水利措施使圩田和稻作不断地得到发展。道光以降，淮水归江水量骤增，江都县境内开始大量修筑圩田。圩田修筑始于盐城、兴化县境内，向西南递进，宝应、高邮二县形成圩田的再发展，最后滨江区域形成圩田的发展。高邮三坝与甘泉之昭关坝开放时，兴化与泰州等处均受淹漫。发水早影响早稻，退水不时影响晚稻。只是官方可以控制泄水时期以防止下游水患，当地人也会及时收获早稻以防水灾。水灾经常影响到中稻和晚稻。为防止秋后开坝殃及中晚稻，下河低洼地带多种一熟早稻。汛水形成低地的沟壑纵横和众多水面，为垛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兴化中西部，常年没于水面下的淤积滩地在汛期疏通水道时可以大规模露出水面，小面积露出水面的地块便形成了垛田。这种田田沟甚深，田面甚小，可以应对大面积泄水。农民也可以利用湖泊淤泥堆叠垫高垛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黄淮运的水环境变化使洪泽湖的湖底淤高，黄河河身抬高。为保证运河的畅通和黄河治理，官方培筑高堰以蓄清刷黄，使清口成为水流控制中心。随着黄河河身的淤高、全黄入湖的增加，整个形势不再有早期的以清刷黄的生态治理模式运行。这种变化促使官方不得不使水流控制点集中于山盱五坝区域，在此形成新的控制点。为防里下河地区的水灾加重，官方又加大入江通道的泄水，同时控制开坝时机兼顾下游早中稻的收获。苏北的圩田体系和垛田也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增长。每一次闭坝与启坝的过程中，河臣们都在考虑整个黄淮运湖的水环境变化，同时考虑国家的运河安全和百姓的水患。总之，中国古人将黄淮运湖的治理集中于清口或山盱五坝一点，再通过3条控制线达到大范围的水环境治理可控性，这是前所未有的生态治理智慧。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