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笔记由于受到时局学术思想、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笔记自身嬗变轨迹的综合影响，呈现出书写本心、展示心境的时代特质。

　　琐杂内容与心性寄托

　　南宋笔记在回归现实的创作中，剔除了六朝笔记的志怪特征与唐末笔记的史味特性，转而关注世间万物、人情百态、心灵感触。诚如明人《五朝小说》序言中指出：“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笔记注重探赜幽微，可资谈暇，内容极其琐杂。

　　一方面，在笔记创作中，作者以理性的心理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时局作了多方面的辨析，有意识地强化了对相关君国内容的记载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涉史实，示劝诫讽喻之义。如李瀚在洪迈的《容斋随笔》序中称：“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裨补。”四库馆臣称郭允蹈《蜀鉴》言：“是书所述，皆战守胜败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盛杲《齐东野语·后序》曰：“故是书正以补史传之缺，不溢美，不隐恶。国家之盛衰，人才之进退，斯文之兴丧，议论之是非，种种可辨。阐幽微于既往，示惩劝于将来，其有裨于世教也。”

　　另一方面，南宋笔记又有着对内在心理平衡的自觉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个体生命关怀，写作常常只是为了聊以自娱。如姚宽说：“余以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履历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因缀缉成编，目为《藂语》，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西溪丛语》）笔记在追述往事时，淡化了对战场厮杀、政坛变幻的关注，或悲叹物是人非，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或追念昔日的闲雅生活、轶事奇闻。

　　心性书写与言说方式

　　南宋笔记注重表现主体的心灵、人生体验与感受，写照现实的方方面面，聚焦于朝廷政治的批判、社会风气的导正、士人风骨的鞭策、人生真理的追求以及自我人格的修炼。从此意义上而言，笔记书写“本心”并不意味着与社会意识、社会的普遍心理无关。诚然，文本所表达的个体化的思想情感、内心生活必然要“反映出他的社会阶层和时代的精神生活的一般特征”。南宋笔记由对外部的反映朝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向着主体自我的回归与深化的创作，这在笔记史上是一种崭新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

　　客观记载，务存始末。对于亲身所经历之事，作者多是客观记载，不偏不倚，务存其始末。如赵子砥曾随徽宗、钦宗二帝被俘，逃回后，叙述亲闻之金事而作《燕云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其是：“皆据所见闻，与金史或同或异。惟其末称金人必不可和，则其后验如操券，可谓真得其虚实矣。”洪皓曾被长期囚禁于金国，据所经历而作《松漠纪闻》，《总目》称其是：“如叙太祖起兵本末，则《辽史·天祚纪》颇用其说。其‘熙州龙见’一条，《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盖以其身在金廷，故所纪虽真膺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

　　考辨传闻，力求核实。笔记中对一些正史所未涉及的传闻，不人云亦云，而是多进行考辨，力求核其真实。如王明清《挥尘后录》自跋云：“总一百七十条，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皆为耳闻目睹的真实内容，而“不愧实录”之誉。刘昌诗《芦浦笔记》“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逆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惬其心，则纡轸而勿敢释。旁稽力探，偶究竟其仿佛，则忻幸亦足以乐。久惧遗忘，因并取畴昔所闻见者而笔之册，凡百余事，萃为十卷”。

　　叙议结合，篇末垂诫。“前言往行，辨证发明以寓劝戒之意”是南宋笔记带有普遍的情感倾向，常于议论中植入作者严峻的道德感。如《桯史》卷二“富翁五贼”条，主要记录了东阳陈同父的邻居富翁的言论，即：“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也。”仅以人物简短的一句言语，便将人们的视线引向了致富必去“仁义礼智信”五贼的深刻的事理之中。再如《鹤林玉露》乙编卷五“断绝”条：“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懦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简明扼要地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直接得出“懦者事之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观点，对当今的劝诫讽喻之意甚明。

　　对明清小品文的影响

　　南宋笔记记录日常生活、表现世俗，书写本心、明言“文以自娱”，但还只是以初步的形式存在。而当明清文人的创作进入“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的阶段，文人作品中展现内在心性的倾向便越发自觉与明显。纪昀在撰写《阅微草堂笔记》时说道：“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王纳谏在《苏长公小品》自序中，亦言：“余于文何得，曰：‘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暇得之销日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饷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明确认为小品文只是“案头自娱”的“一种闲书”， 是有别于传统的那些载道、言志的古文。

　　明清小品文作家不写他们惊天动地的伟业和高尚人品，只是着力表现他们作为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在不经意中点染出平凡而普通的市井生活的真谛，与南宋笔记展现自我、呈现自我心境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樵谈》云：“核其词气，如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又评《东洲几上语》《东洲枕上语》云：“词多丽偶，明人小品滥觞于斯。”明清小品确是独抒性灵，言情委婉凄恻，常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

　　南宋笔记叙写作者最为熟悉的社会生活，表现最真实的情感，为笔记的创作开拓了最广阔的领域。在书写内涵上，充分展现了南宋时期士人独特的精神面貌与情感心境，体现了鲜明的时代主题精神。在言说方式上，通过客观记录、考辨名物、叙议结合的方式以及微观化的叙述角度曲折地表达对国家政治的关注，拓宽了笔记在表现内容上的宽度和广度。在情智上，以表达人生智慧为核心，但已不是魏晋那种基于明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浓郁的智慧，以风趣的言谈，益人神智。它既是对六朝传奇、志怪的一次反拨，又有别于唐人近乎实录的史家笔记，以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展现世俗、展现人生，成为后世笔记文体的范本。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笔记的文体自觉与新变研究”负责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