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广袤的大海，华夏民族是河流之源泉，历史上的各民族则是数不清的涓涓细流，为大海贡献了朵朵浪花。而白狄属于东周戎狄一支，文化以戎狄特色为本，兼具华夏文化特征。先秦白狄从陕北，经山西，向河北的东迁之路，以及其文化因地而变的特性，对中华民族之源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白狄文化本属北方山地民族文化系统。东迁过程中，白狄产生了因地制宜的文化特性。白狄东迁之路主要包括三条：陕北—晋中北；晋中—冀中；晋北—冀北。目前已知的白狄遗存散布于陕、晋、冀三省，集中发现于陕北、晋中北、冀北和冀中西部四地。白狄各部族虽然居地相距甚远，但其考古学文化面貌还是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东向的积石墓，普遍随葬大量的北方式器物和装饰品，墓中以壁龛放置随葬品、殉牲等北方文化因素方面。然而，因为居地、时代、当地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晋北、冀北的白狄部族文化中的北方文化特色更为鲜明，陕北、冀中西部的白狄文化则体现了强烈的北方文化与华夏文化融合的特征。白狄东迁之路不仅是一条民族迁徙之路，也是一条经济交流之路，更是一条文化融汇之路。

　　从“贵货易土”到“仰机利而食”

　　《左传》襄公四年（前569）载春秋戎狄之俗“贵货易土”。货，从贝，化声。《说文》释“财也”。先秦时期金玉珠贝各种货币之类皆属于货。白狄贵货之俗，一方面体现在白狄墓葬中盛行随葬海贝，各种玉石质、金质、铜质装饰品；另一方面表现为多样的货币形态。冀北白狄（“玉皇庙文化”人群）首先铸行尖首刀币。冀中鲜虞中山国的货币形态发展则更为成熟，呈现出从贝货、尖首刀币到自铸成白刀币的发展态势，体现了鲜虞中山国商业的兴盛。中山国外来货币和仿铸货币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本国自铸的成白刀币处于次要地位，更反映了中山国对外贸易的发达和内部市场的狭小。冀北白狄首创尖首刀的货币形态，随之影响到燕国、齐国、赵国、魏国等华夏诸国刀币的形成与发展。这是白狄文化对华夏的重要贡献。林沄《从张家口白庙墓地出土的尖首刀谈起》指出：“狄刀的产生和发展是古狄族逐步融入华夏这个多元统一体的重要环节之一，所以不但在货币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民族史上都是应该受到充分重视的。”

　　白狄易土之俗，主要体现在白狄在三省四地之间不断迁徙而导致经济结构随之变化。东周白狄曾经东迁，并在原居地陕北、山西、冀北和冀中西部遗留下众多遗存。白狄遗存相关资料显示，白狄迁徙前后经济结构发生了多种变化。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晚期陕北白狄的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狩猎业。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山西东迁白狄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畜牧业衰退而商业渐兴。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冀北东迁白狄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商业兴盛，主要表现在首铸尖首刀币，并将之流通于各白狄部族之间。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鲜虞中山国的经济结构是定居畜牧业和农业兼营，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偏重。战国中期，中山国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生产技术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鲜虞民族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畜牧业、农业衰退，商业、手工业发达的新型经济结构成型，在民风方面即表现为“仰机利而食”之风渐起。

　　“多美物”与“作巧奸冶”

　　精美灵动的仿生纹样是白狄青铜装饰工艺的突出特征。《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中山之地“多美物”。中山之地出土的错金银双翼神兽、虎噬鹿器座、四龙四凤方案、鸟盖瓠壶等青铜器，充斥着虎、鹿、鸟、蛇等北方式仿生纹样，并巧妙地将中原华夏的传说动物纹样龙、凤、飞廉等形象融入其中。中山青铜器呈现出北方和中原纹样兼收并蓄的特征，是戎狄与华夏民族装饰纹样交融的生动表现。

　　白狄创造了极富民族特色的玉器纹样，基本特征为二方或四方的间隔连续三角形、方形或长方形的网纹（阴刻三角，方框或长方框内加填网纹）。相似纹样的玉器、铜器出土于山西太原、侯马晋墓，河南洛阳周墓，河北平山中山墓，甚至山东临淄齐墓、湖北枣阳楚墓。白狄特色纹样广泛地出现和被仿制，反映了白狄纹样对华夏装饰技法的影响。

　　战国中山国拥有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之人“作巧奸冶”。战国中山王墓、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多种用特殊工艺制造的套器，大小相次，形制相同，多件叠套若一，胎最薄仅0.5毫米；器型多样，包括钵、盘、杯等。这些套器结构轻巧，铸工精细，方便携带，适合经常流动的人群使用，其铸造工艺属于狄族的传统工艺。套器多出土于战国到汉代的中山之地，是中山先进铸造技术的代表。套器铸造工艺是白狄对中原华夏青铜冶铸技术的突出贡献。

　　悲歌慷慨与戏乐倡优

　　《史记·货殖列传》载白狄的歌谣悲壮慷慨。白狄的歌谣再现于《鱼鼎匕》铭、《杕氏壶》铭等金文中，基本文体为四字一句，句末押韵。中山歌谣最终积淀为华夏北音一派的底蕴，流传至今形成了燕赵多慷慨的地域文化特色。北音是白狄在音乐方面的强劲输出。

　　中山之地风行杂技戏乐。目前，中国最早的戏蛇、戏猴杂技呈现在中山王墓出土的银首人俑铜灯、十五连盏铜灯造型中。《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女子善于“为倡优”“鼓鸣瑟”。商末中山之地原为商纣王沙丘宫所在，众多戏乐之人蚁聚于此，世代传承技艺。中山之地盛行戏乐之风传承自商文化。此后西汉中山国依然盛行戏乐之风。中山靖王刘胜即喜音乐。汉武帝的李夫人善舞，其弟乐师李延年善歌，二人即为中山人，是中山乐舞的杰出代表者。在戏乐杂技的传承上，鲜虞中山显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由尚武到崇儒

　　尚武是白狄固有的民族风尚。春秋到战国早期，白狄墓葬出土的大量动物搏斗纹器物，虎形金牌饰，普遍随葬武器、车马器的葬俗等，生动再现了白狄崇尚勇武的民族神韵。《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男子“起则相随椎剽”的彪悍之风。《吕氏春秋·贵卒》描写了中山大力士铁甲铁杖、投车投人的作战雄姿。中山等北方民族的强大战斗力引起中原华夏国家的借鉴和效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即是证明。

　　战国中期，中山国上层开始崇信儒学。《战国策》《韩非子》等众多文献留有中山王贵儒学而贱壮士，不教人战的治国方略，甚至将中山亡国之因归于崇儒之教。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铭文，不仅充分表现了白狄对华夏儒家典籍言辞的引用和套用，对华夏文字、书法的运用和发扬，而且蕴含着对儒学礼、仁、信、义等思想意识的积极学习和践行。中山以儒术治国凸显了华夏思想意识对白狄的深刻影响。

　　白狄文化华夏化伴随白狄东迁的全部进程。迁徙、共处以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身份认同是白狄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白狄东迁实现了西北山地农牧兼营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加速了戎狄和华夏双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彼此发现和交融互鉴，促进了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

　　纵观历史，边地民族文化与中原民族文化的交流有史以来即已存在，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交融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交汇的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支柱。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戎狄发挥了充实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基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融进而形成共同文化认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民族认同视野下先秦白狄东迁研究”负责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