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转型态势日益显现。当前，国际秩序正经历着新一轮调整和转型。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中美关系更需要强化理性认知和正向互动。拜登政府上台后，非但没有停止美国不断升级的对华竞争行为，反而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行为，甚至还在一些领域保持或加大力度，并动辄就从“实力地位”出发对华采取战略竞争。因此，本文将围绕中美对国际秩序内涵的认知差异，以及利益交汇点和共识，深入探讨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中美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差异与共识

　　聚焦中美对国际秩序内涵的基本认知。中国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样，美国也意识到联合国的重要性。在拜登上台后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称“尽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完善，但对于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仍然至关重要”“美国不会放弃这一重要领域”。就国际秩序的共识来看，中美都强调联合国基本框架的重要性。因此，中美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分歧显然是被一些美方政客夸大了。

　　一些西方学者将美国称为“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然而，事实上美国很难将自身等同于“维持现状的国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而有选择地对待国际秩序的做法，正在破坏和扰乱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对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和改革声音，如七十七国集团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美国则置若罔闻。美国虽然以其所谓“国际制度”“国际秩序”为借口攻击中国等国家，但对于国际秩序中具体的制度安排则有选择地区别对待，国际秩序中对其有利的因素继续加以维持，将对其不利因素归因于中国发展。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既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贡献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

　　影响美国对国际秩序认知的主要因素

　　美国对国际秩序的认知，主要表现为对于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态势感到不安，对这种转型中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感到不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新兴国家群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互动关系出现调整，多极化进程得以持续进展。美国不再能够完全掌控全球治理平台和国际制度建设，国际秩序的演进发展与美国所推动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之间的重合度日益降低，美国难以再单纯从实力地位出发将两者等同起来。事实上，美国最关注的是国际秩序转型的方向和谁主导国际秩序转型。这成了美国“指责”中国为国际秩序的“改变现状国家”的根本原因。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不断以树立一个假想对手来凝聚自身力量和稳定同盟关系，成为其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从二战结束后的苏联到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将自己的盟友日本视为威胁其利益的竞争者和对手。因此，在此轮国际秩序调整和转型过程中，美国“故意曲解”中国的发展。

　　推动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现行国际秩序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但国际秩序中所蕴含的权力分配和制度安排转型正在进行。一方面，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欧洲大国强调“战略自主”，以及新兴国家群体发展等因素影响下，国际体系更加“扁平”，权力结构相对分散。多边主义成为解决体系面临问题的关键路径。另一方面，随着广大新兴国家参与到国际体系的互动中，新的国际机制不断涌现，既有制度安排也进一步出现转换的倾向，在一些国际机制中，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份额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变化可能催生新一轮国家间竞争和博弈。

　　在此背景下，中美良性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发展。中美对于国际秩序内涵的认知存有重叠部分——中美两国均认知到联合国的整体地位，可以对消减对抗竞争，建构正向互动的中美关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进行的维和行动可以有效稳定一些热点地区的安全形势，这需要中美等大国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展开协商合作。中美合作是双方争取而来的，合作推进建设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基于两国国家利益而做出的正向互动。那么，即使是在双方可开展合作的具体领域，例如气候变化等，中国也不存在单方面大幅让利顺应美国从而换取其他领域合作的行为逻辑。中美的互动是渐进的，中美关系是一种长期关系。在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导致中美关系经历波动。在此情况下，中国将坚持自身的发展道路，以国内发展作为参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美互动的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