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解答时代之问的重大理论成果。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创新、理论对话与国际传播，需要立足国际格局新变化、全球治理新挑战、中国外交新课题，继续深化对理论体系核心概念的理解与研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科学阐明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揭示了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与中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大国竞争明显加剧，反映了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深化对这一概念的认识，需要继续回答好以下问题。

　　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分析我国发展环境时提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延续了这一重要论断。“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世界动荡变革产生的根源、构成因素、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的表现形式、环境条件、作用机制发生的变化等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国际社会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部分国家从战略竞争和遏制的视角，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作世界不稳定的来源及对世界格局的破坏。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上的研究阐释，在国际上进行必要的舆论斗争。三是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定位，这也是战略塑造力的问题。中国究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被动接受者，还是能够在其中发挥主动引领作用，成为塑造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力量，需要我们深化认识，明确定位，不断深入对中国战略塑造能力的体系研究。四是社会主义的时代优越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涉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优越性及世界意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给出答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主要集中在理念的宏观概述方面。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加通俗易懂、具有较高辨识度和接受度的语言进行阐述和表达，在国际上把这一概念讲得更清楚、更明白。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一些重要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结合日渐提升的全球治理需求，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和阐释。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壮大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中国主张的世界秩序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向世界阐明中国关于世界秩序更加细化和明晰的主张。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们需要更好地结合、融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既有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理念及概念，把中国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制度构想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第三，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起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撑力量来自何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新型国际关系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路径，也是新时代中国提出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相对于旧式国际关系而言，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二者的本质区别、对旧式国际关系的超越以及实现的条件与前景。

　　深化和发展这一概念，需要我们关注以下议题。首先，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内容。涉及大国竞争、大国协调与大国合作的关系。其次，正确义利观的平衡。在国内资源有限、国际责任与外部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国际发展合作资源分配原则的界定。再次，全球伙伴关系的发展。涉及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依靠力量、伙伴外交与结盟外交的区分等。最后，真正多边主义的内涵。在阐明新型国家间关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拓展多边主义的包容性，充分利用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多边主义”，特别是欧洲的多边主义主张。

　　一带一路

　　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合作平台，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对于“一带一路”的定位，我们先后提出过“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等。从理论发展和创新角度看，“一带一路”这一概念需要围绕国际制度构建继续深化。“一带一路”不仅是公共产品、合作平台，更应该成为新型国际制度的供给者。历史上大国实现对世界的领导，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掌握国际制度构建的霸权。我们需要在批判国际制度霸权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国际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在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进一步思考国际制度变革与建构的路径，推动“一带一路”从产品、平台向制度层面升级。

　　全人类共同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提出的国际交往基本原则规范，也为“人类向何处去”提供了基础价值取向。推动这一概念的发展与深化，需要切实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实现了对民主概念的重大理论突破。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突破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五个概念的中国式阐释，打破西方对于这些共同价值理念阐释的垄断。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解决好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回世界体系”“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等话语一度盛行，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放在西方现代化的逻辑中予以阐述。对此，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重新阐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厘清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当代贡献，以及对良好世界秩序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