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某大学一个公号上看到一篇转载文章《怀念冯铁》，又看到文章主人公身着铜黄色西装微笑着的照片，与我2001年在德国见到他时的神采别无二致，可是他已经去世5年了，离世时尚未及花甲，是英年早逝。假以时日，上天再给他30年，这位驰名国际汉学研究界的权威教授还能完成多少惊天大作！

　　我与他在德国匆匆面晤，一别就没有再见，似乎真就是萍水相逢，但一直难忘的一个人。说起来也是很奇特的过往。

　　我曾经写过回忆在鲁尔大学汉学系讲学的短文，里面曾提到当时的系主任“冯教授告诉我……”，那位冯教授就是冯铁先生。但他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士人，全名是Raoul David Findeisen，按照德文发音应该翻译为芬德森才是，但他给自己起中文名字时把fin就势写成“冯”，又让自己叫“铁”，于是有了一个普通又地道的中文名“冯铁”，颇像我们的邻居钢子铁子，但却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

　　那年我在诺丁汉大学访学一年。我的小说《孽缘千里》德文版译者卡琳·海瑟尔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当时正在鲁尔大学任教，就邀请我就近过去就小说及中国文学讲两堂课，还特意说幸好我在英国，否则学校的预算无法提供我从北京去德国的旅费。我去讲完课后海瑟尔布拉特女士告诉我，冯铁晚上要请我们一起晚餐，我这才第一次听说了“冯铁”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孤陋寡闻，冯教授那时早已驰名国际汉学界）。

　　当晚见到冯铁时，他穿的就是铜黄色西服套装，大概一米八多的高个子，风度翩翩，讲一口柔和的中文，饭后喝咖啡聊天时他会掏出烟丝来自己卷根烟吸起来，这作派颇有民国名士的风度。他对我的小说和劳伦斯研究毫不了解，席间的谈话基本就变成了我向他询问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心得——毕竟我对中国现代文学还是有所涉猎，对“鲁茅曹郭老巴”等几大家都有粗浅了解，就当是一个中国记者采访一个外国汉学家吧，所以谈话没有冷场，还颇有点专业氛围。聊天当中他还从皮包里拿出茅盾的几页手稿复印件给我看，特别说明他很专注于这些作家的手稿研究，从中很有一手的发现。这令我感到惭愧，我对劳伦斯的研究远没有到这个份儿上。

　　席间说到他刚从布拉格大学参加一个博士论文答辩回来，答辩会很隆重，评委会成员均为欧洲不同国家大学的汉学家。我这个外行没有对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发生兴趣，而是随口说布拉格这座城市太美了，在中国很难有机会去，但回头得从英国去那边看看。就在这时冯铁说了一句令我大为惊喜的话，他说，也许你不用自己仅仅去旅游呢，布拉格查理大学有东亚系，他们估计会对你的小说和电影《混在北京》感兴趣，如果你愿意去，就放映一次电影并作一次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讲座，他可以帮我问问那边有没有邀请我的兴趣。我自然说愿意。

　　从波鸿回到诺丁汉不久，我就收到了查理大学东亚系的邀请，完全是按照冯铁的设想，去放映一场《混在北京》的电影，再作一场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讲座。我没想到心心念念多年的布拉格之旅就这样成行了。这都是冯铁建议和安排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布拉格讲座之后与冯铁有过几次电子邮件的来往，回国后偶尔会看到冯铁群发的电子邮件，每次都是他去欧洲哪个大学讲学的简单描述或新出版什么著作的情况，估计专业人士会与他联系、了解讲座内容，但我不是那个专业的，只是看看他的动向，回一个Congrats（祝贺）之类的感叹而已。我们就这样“失联”了。直到很多年后，在网上看到他发病去世的消息。那时他已经离开了德国，在斯洛伐克一所大学任教了，据说他把那里一个仓库改装成了他的特大书房，沉浸于书海中，忙碌又悠然自得地从事研究享受研究。那之前他在欧洲很多大学任教，但估计他想不到斯洛伐克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对我们这些一生换两个“单位”都嫌多的人来说，冯铁的职业生涯真是变幻多彩，几乎走遍了欧洲大学的汉学系。那时没有手机，当天聚会也是课后匆忙决定，我的相机还在旅馆里，所以我们聚会时都没能拍一张合影。他留给我的印象就定格为铜黄色西装、温文尔雅的谈吐、自卷烟丝吞云吐雾的潇洒身姿。

　　（作者系作家、翻译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原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