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规范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同一领域内、性质基本相似的国际规范，传播的效果也差异显著。例如，同样归属军备控制领域，且都与人道主义灾难高度相关，地雷规范已得到广泛接受和良好遵守，而小武器规范的接受度则明显弱了许多。至于为何如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超试图通过新书《说服与国际规范传播》，回答这一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该书认为，任何规范的传播都不可能在观念真空中进行，都面临着一个“高度竞争”的规范环境，必然面对与其他规范和利益认知的激烈较量。在这样的环境中，规范倡导者所使用的说服战略是导致国际规范传播效果不同的重要因素。作者以框定为核心，进一步将规范说服战略细分为框定、联系和宣传三类。框定战略是指规范倡导者赋予议题一定的意义，建构一种适当的认知框架来推进将要传播的新规范，包括了诊断性框定、预期性框定等具体手段。联系战略是指在框定议题的认知框架后，规范倡导者反驳与新规范相对的对手规范，积极建构新规范与国际体系中原有的、已被广泛接受的规范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广泛的共鸣。宣传战略是指在进行了议题框定和规范联系之后，选择一定的宣传方式来促使目标行为体接受该规范的战略。

　　在此基础上，作者具体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说，即“当一个国际规范被框定为人道主义议题时，它将更深入地传播”；“当一个国际规范与体系中原有的支持性规范建立联系时，它将更深入地传播”；“当一个国际规范采用一种激发人情感的宣传战略时，它将更深入地传播”。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举例，地雷规范由于避开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被框定为紧迫的人道主义议题，建构了与国际人道法和战争法之间的联系，采用了有效的宣传战略而实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反观小武器规范，小武器议题主要框定于军备控制框架内，较少关注小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未能建立与其他支持性规范之间的有效联系，宣传话语过于专业化，难以生成公众的情感认同，导致规范传播的动力逐渐丧失。

　　在有关国际规范传播的经典研究中，芬尼莫尔认为，“国际组织教化”是体系层次上国际规范传播的主导机制，切克尔等人强调“文化匹配”以及国内政治结构等单元层次因素是影响国际规范传播至某个国家的主导因素，而阿查亚则论证“地区规范结构契合”影响到国际规范的“本土化”。但他们都对“为什么同一领域内国际规范传播的效果不同”着墨不多，局限于基于权力结构、规范性质等结构性因素的静态解释。与这些研究不同，该书从扩散进程特别是规范竞争的动态框架切入，关注国际规范形成和发展中的谈判过程，特别是借鉴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框定理论，打破将规范视作稳定结构的传统认知，重点细化探讨谈判过程中规范倡导者使用的各种说服战略，揭示“战略性社会建构”的具体实践机制，进一步推进了当前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传播研究。

　　与此同时，该书对于国际地雷规范和小武器规范的国际传播过程的细致梳理也颇具参考价值。例如，作者在书中表明，最近十多年来，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纲领发生了转变。传统建构主义关于“规范的内容与本质不变”的这一假设备受质疑，规范的“双重性”和“动态性”被重点强调，即规范不再被看作稳定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与不断变化的状态下，因而规范在不同时间与环境下将有不同的意义。因此，规范本身的变化，也即规范的变迁开始成为当前规范研究的重心。

　　略为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对于框定、联系等话语策略如何影响到规范内容及本质的发展作进一步的探讨。虽然该书关于说服战略的讨论是以规范争论为背景展开的，但无论是理论框架还是实证分析，很大程度上还是表现为规范倡导者的“独角戏”，并没充分注意规范理念发展过程中不同行为体的态度差异以及各方的碰撞交锋，忽略了被设定为接受者的能动性。以对“保护的责任”为例，很难解释其前期成功与后期受阻之间的变化，同时也忽略了联合国所认定的“保护的责任”规范与“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版本的重要差异。框定、联系和宣传不是一方的专利，如何理解这个彼此互动较量的过程及结果，将是今后可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规范倡导者所使用的各种战略实际上都与话语说辞有着紧密联系，更为细致的话语分析或许能使本书的案例更加到位。

　　规范传播战略这一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同时又强调坚持自身特色的崛起大国来说，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如何面对诸多规范、如何确保在国际规范传播过程中不与自身基本观念和国家利益冲突，是做好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课题。更重要的是，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变革和对国际规范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现有国际规范体系在治理方面的有效性与正当性危机，为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面临着重构和改革，中国处于积极推进其理念、塑造国际规则的机会窗口。因此，中国要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在积极应对国际规范传播的同时，主动倡导并推进中国理念的传播与国际规范的创新。

　　今天，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全新的国际理念和倡议，逐渐开启了对外规范传播的进程。例如，中国在认识和解决贫困问题过程中形成的贫困治理方案、经验和制度，将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新议题领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规范传播、提升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方向。在海洋、极地、网络、外空、反腐败、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为代表的新议题领域内，国际规范正处于塑形期，很多制度和规范处在不断创建、制定的过程中。中国要在这些领域积极作为，不断创新思路，推进自身理念在新议题领域的创建与传播。如何将本国的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念贯彻到国际规范中，并推动这些规范的传播，是推进中国建设国家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方面，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课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总之，该书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际规范传播的动力机制与作用条件，也有助于推动学界进一步思考如何为中国主导、塑造国际规范和制度提供智力支持与方案选择，同时为探索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出了一定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秩序视域下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研究”（21AZD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