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是任何一种共同体存续的前提和基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秩序更是被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话题。2022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的著作《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中文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概念“国际秩序”进行了一番后现代主义批判与解构，重塑了关于全球化世界格局与秩序的理解，提出了国际关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以及构建包容性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巴迪被誉为法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也是法国国际关系后现代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这部作品为国际关系学界和实务者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考与界说，启发人们摆脱“智识懒惰”，超越“自我—他者”隔阂，为构建更具公平、包容和多样性的全球社会不断探索和努力。
解构“极”性格局与寡头式治理
该书突出的学理贡献在于，以一种具体的方式阐明了国际关系学科概念与理论范式是如何滞后于快速变化的世界政治现实。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被普遍而笼统地描述为“后两极格局”，主要的争论莫过于，这一体系会朝向单极霸权还是多极格局演化。无论是单极还是多极的分析范式都沿用了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百年以来、特别是冷战时代的概念与逻辑，认为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与实力分配结构是影响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国家间关系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安全为首要关切的竞争与博弈，即使在全球治理的新语境下，也应该是一种以少数“精英”国家为核心的寡头治理模式。
巴迪认为，建立在国家实力和国家间关系之上的“极”性格局和秩序已经无法真实地反映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也不再是一种合适的分析框架与描述方式。冷战后，全球化世界政治中最为深刻的演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性力量的蓬勃发展与跨国联动，使世界政治不再仅限于“国家间政治”，而是由国家间性的单一维度走向社会间性的多重维度。二是国家间权力关系走向流散，不再只是基于物质实力的竞争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自助，更为根本的是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多元共存与合作互助。由于这两方面的演变，“权力”的内涵与效能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强大的国家可能深陷于弱小行为体的“多层战争”泥潭，比如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开展的全球反恐战争，就体现了“强权失势”与“弱者强势”的悖论。
随着“权力”效能的改变，大国也成为一种有悖于历史逻辑的“旧称”。因为18—20世纪的大国意味着通过领土扩张、战争对抗、结盟与阵营等独自实现战略目标与意图的能力，而全球化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独善其身，独自应对任何与安全、发展或环境相关的重大问题。往日的国际社会中，只有大国才拥有全局性影响，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要么是大国的殖民地、保护国，要么是追随大国以换取安全保护的“扈从”或盟友，都是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无产阶级”。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任何一个“非大国”都能够通过相互依存关系影响全局，而且，逐渐摆脱了殖民历史与冷战阵营束缚的后来者、新兴者，正在通过“抗议外交”推动建立各议题领域中的“国际新秩序”。
在权力、领土、大国、结盟等传统概念都出现新内涵与新表现的情况下，与其争论国际格局是单极还是多极，不如说是一种“无极”的全球社会。“无极”的全球社会无法套用昔日等级制的寡头治理模式，即19世纪经典的英法俄普奥五大国维持均势，同时将所有非欧洲、非西方、非大国行为体排斥在外的精英俱乐部模式。今天，寡头治理模式尽管仍然被多数国家不加反思地接受，还被一些国家有目的地推崇和维护，却不可能适用于全球社会的全球治理。而且，寡头治理模式内在的封闭性与排斥性恰恰是制造“自我—他者”界限、隔阂甚至仇恨与暴力的根源。
解构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视角
巴迪对传统国际关系概念与范式的深刻批判根源于其对欧洲中心和西方中心视角的自觉解构与超越。与多数“主流”国际关系作品的显著区别在于，该书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解释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由来，解构学科概念和思维习惯中隐含的前提。追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下所谈论的国际关系体系、使用的国际关系理论概念，都是来自世界上一个特定地区、一个特定群体、一段特定时期中的历史经验。换言之，国际关系本身具有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性，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绝对价值。巴迪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近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但是要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其原则的适用范围仅仅为17世纪的欧洲，将其挪移到阿拉伯世界、中华文明、中南美洲都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毕竟，中东地区今天的冲突和矛盾如此层叠深重，并不是由于这里权力竞争的烈度，而是多个古老文明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屈辱感酝酿了深刻的不满与抗争。
因此，今天国际秩序中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矛盾，而是要打破欧洲中心与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以“他异性”视角看待被历史裹挟和卷入现代国际体系中的那些“他者”，理解非欧洲、非西方行为体的历史经验、现实关切、文化语境、行为逻辑。巴迪认为，欧洲以及广义上的西方不能继续以国际秩序创造者的身份安然自居，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取向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是要清醒地看到所谓“国际秩序”的局限性，并容许这一秩序随着世界政治现实的变化而发展。
重塑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
该书也许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看来，难以称得上是一部严谨的理论著述，因为它既有贯穿全文的后现代主义分析方式，又使用了丰富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且没有明确区分“自变量”“因变量”，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边界”。但是，这也正是巴迪提出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一种跨学科、跨范式的国际关系社会学。国际关系不是一个孤立运转、自成体系的领域，而是复杂社会现实中的一个层次、一个维度，需要以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整体性思维来审视。如此，国际关系的研究才不会拘泥于某个变量和某条规律，而是追求把握多种社会因素之间多层多维的复杂关联与动态演化，在国际现象的“迷宫”中读懂变化、失范与逆转。更重要的是，以国际关系社会学的路径开展研究，能够不再沉迷于“理论范式”与“概念”的游戏，而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人文情怀为观照，回归学科的初心与使命，探索全球共同体的和平共存之道。
如同许多学术作品一样，该书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主要的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撰写方式属于典型的“以作者为中心”的法国“论文”风格。这类作品默认读者都具有与作者相当的学识水平和专业素养，因此旁征博引、笔随兴至，使用了大量隐喻、典故、术语等，很难为一般读者、特别是不熟悉法国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读者所理解，行文不够平白严谨、注释不够完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二是视角仍存在一定的盲区，作品专注于批判“我们”法国和欧洲的思维定式与局限性，并对法国外交如何更加有效地调整目标、追求“伟大”提出了政策建议，但是几乎未谈及作为“他者”的非欧洲、非西方行为体应该如何更好地适应、融入现代国际体系。作者关注到“他者”适应与融入过程中的苦难、怨恨等，但是，“他者”不能仅靠抗议外交或施加负面影响争取地位与尊严，还可以通过更多建设性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变革。这是作者较为欠缺的思考，也是广大读者和学者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领域。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世界不再只有‘我们’”的教益同样适用，因为当下的全球社会充满了多样性与他异性，我们要更好地适应、融入、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也需要不断地超越自我、走向“他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