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跨国交往是政党部门、干部或关联机构等行为体以政党名义参与的、以外国行为体为交往对象的各种形式的互动。近年来，国内外无论规模大小的众多政党正日益主动地参与跨国交往，此类交往活动往往独立于传统的国家政府外交渠道，构成独特的世界政治现象。

　　不同政党的跨国交往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有的政党广泛地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结交各国各类行为体，有的政党仅与特定身份的政党开展交往，有的政党仅在特殊场合或议题中发展跨国关系，还有一些政党几乎不主动从事跨国交往活动。政党的跨国交往形态是由意愿和禀赋这两个能动性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多层次的利益需要和规范性追求决定了特定的跨国交往意愿；而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则取决于其如何在特定国内政治环境中确保稳定的资源供给，以实现其期望的跨国交往。

　　政党跨国交往潜力维度分析

　　作为一种普遍而有较大个体间差异性的政治现象，政党跨国交往的发展前景可以从点、线、面三个维度来探讨。

　　第一，“点”的突破是由单个政党完成的。政党的跨国交往能动性取决于其意愿和禀赋的适配，一些政党比其他政党更有可能在实践中提升跨国交往可能性的上限。在意愿层面，若政党单纯受自身需求促动，其跨国交往活动往往聚焦于特定的对象、议题和活动，难以不断拓展范围和深度。若政党在关注自身需求的同时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从事跨国交往，将会为政党提供更加深远、广泛的利益需求和规范性追求，驱动跨国交往活动的拓展。在禀赋层面，政党利用其国内政治影响力，以某种形式形成固定且充沛的组织资源，更有可能帮助政党匹配其不断增长的意愿。这两方面的要求都指向了同一类政党——在本国占据稳定而强大的政治地位、能够将本国外交部署与自身跨国交往需求相结合的政党。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世界众多政党中，中国共产党最有可能不断探索政党跨国交往潜力的边界。

　　第二，“线”的潜力是指双边党际交往的可能性空间，这个维度的前景取决于一对跨国交往关系中双方同时可能发挥能动性的叠加。由于政党需要综合考量国家因素和政党因素，意愿和禀赋的增长又要求政党在本国占据重要地位，双边党际关系的上限最可能出现在价值观相近且同时长期执政的政党之间。

　　第三，“面”的浮现即政党跨国交往网络的形成，这需要众多“点”和“线”同时发展到一定水平方有可能发生。与前两个维度注重个体的上限不同，“面”的维度取决于世界政党跨国交往平均水平的提升。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政党跨国交往普遍是非强制性的，且高度依赖参与政党主体各自能动性的发挥。在这种背景下，有效的政党跨国交往网络的前景取决于对这一活动的偏好能否在各国政党之间扩散。根据扩散现象的常见机制，某种政策或规范的倡导者需要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自身已取得显著的效益，以吸引其他行为体效仿。短期内，由少数更具能力的政党向其他政党提供激励，或许足够使一定数量的政党逐渐接受跨国交往活动；但就中长期而言，稳定、可明显观察到的获益——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价值感——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政党投入资源以发展跨国交往。

　　政党跨国交往面临的挑战

　　在政党能动性的驱动下，政党跨国交往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现象虽然有继续发展的潜力，但同样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

　　首先，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和禀赋受到国内政治进程的显著影响。一方面，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政党法规、政治文化等因素可能给政党的跨国交往施加难以突破的结构性限制，框定了该国政党愿意且有能力为跨国交往投入的资源总量。另一方面，政权更迭、紧急事态等政治变化可以轻易打断政党跨国交往的发展态势，在政治发展仍不成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非常规的政治变化有时甚至使一些政党无力保障自身存续，遑论参与跨国交往。

　　其次，政党跨国交往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深度难以由政党独力决定。由于绝大多数政党的核心身份仍是专注于在本国执政、参政、议政的组织，难以像其他一些非国家、次国家行为体那样，通过跨国活动直接挑战传统国家政府间交往渠道的权威，从而试图形成替代性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当政党参与跨国交往是为了最终影响对象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落实，或者为了影响对象国社会精英对于特定政策和主张的态度时，政党仅在其中扮演了中间媒介的作用，且跨国交往也仅是影响这一媒介作用的诸多因素之一。大多数情形下，党际交往仍属于非政府行为，政党层面的共识并不是法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可靠承诺，其易变性根植于政党能动性的不确定性之中。

　　最后，政党跨国交往对于政党的效用不是边际递增的。如前所述，政党跨国交往作为一种行为取向可能不断扩散，有更多的政党认可这种活动并主动参与其中。但是，如同任何集体行动场域，有意愿发展跨国关系的政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协调行动的困难增多，利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加。一个政党通过跨国交往获得的收益可能被另一个政党的跨国交往收益削弱或抵消，政党跨国交往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博弈舞台。

　　深化政党跨国交往研究的方向

　　一是进一步厘清核心概念和机制。比如，精确定义和衡量政党用于跨国交往的资源投入，有助于更好地评估政党相应的意愿和禀赋，这需要对政党跨国交往活动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且准确区分不同政党在同一项活动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所需资源。又如，随着跨国交往日渐成为众多政党的“分内之事”，政党的跨国交往能力可以理论化为政党能力的重要维度，并且将之与国家能力、外交能力等概念桥接，打通不同的分析层次。

　　二是系统性收集经验材料。经验数据的系统性收集需要研究者或研究团队具备区域国别领域的知识，甚至精确到对诸多政党的全面了解。本地知识和完整数据有利于研究者规避研究过程中的一部分系统性偏误，识别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按照偏好参与跨国交往的政党，并判断具体案例中的“否决点”和“否决者”之所在，以发现更加符合现实情况的一般性机制。政党对于发布相关信息的偏好、政党发布信息的禀赋、语言壁垒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进而对更加广泛的实证研究形成挑战。

　　三是澄清政党跨国交往的相对重要性。在具体个案中，政党跨国交往可以有效补充传统外交关系和跨国沟通渠道，并在传播政治知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政党跨国交往产生效应的过程通常与其他政治过程同时发生且指向类似的结果，这一现象在平均意义上的效应显著性以及可替代性是值得更加严谨实证考察的问题。在具备相对系统完整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研究者可利用过程追踪、反事实推理、量化分析等工具，尝试将政党跨国交往的政治效应相对独立地剥离出来，以深化对政党跨国交往所扮演角色的理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