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学系杰出名誉教授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撰写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无论是帮助我们了解这门学科在西方形成与发展的50年历史脉络，还是观照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建设，均具有积极意义。该书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首次系统论述了IPE的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二是以学科创始人的思想历程、原创性概念和命题为内容展开论述。

　　两大学派

　　该书认为，当代IPE研究具有鲜明的国别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围绕IPE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多次争鸣，科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两分法。美国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中心主义，但是英国学派则认为，国家只是能够影响游戏规则的行为体中的一类而已，社会力量、经济阶层以及其他私人权力的组织形式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也很大。

　　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前者更注重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后者侧重于定性和解释性的研究。此外，美国学派甚少关注发展中国家，并且主要的研究议题集中在贸易和货币领域。

　　英国学派恰恰与美国学派相反，认为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的发展问题应当置于IPE研究的顶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含义。从一开始，英国学派就抵制美国学派把IPE界定为国际关系次领域的倾向。在英国学派看来，IPE应该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而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小专业。为了彰显这种不同，英国学派的学者甚至倾向用“全球政治经济学”替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称谓。造成这种分化的原因是广泛的，按照科恩的理解，大西洋两岸的学科创始人不同的个性是原因之一，但更深层次的动力根植于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地位差异。

　　三代学者和七位创始人

　　科恩在书中对英美IPE发展经历了三代学者的划分，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其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学者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其中第二代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如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国际金融关系的杰弗里·弗里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倡导“开放经济政治学”的戴维·莱克、普林斯顿大学侧重从“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国际经济关系的海伦·米尔纳。第三代则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如199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迈克尔·希斯考克斯。

　　科恩仅在少数地方提及第三代学者的贡献，全书主要讨论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动形成IPE的第一代学者，分别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德裔美国人彼得·卡赞斯坦以及四位美国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七人。这些学者最初的学科训练背景既有经济学（如金德尔伯格和斯特兰奇），也有历史学（考克斯），但多数是政治学，可见，政治学家在IPE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

　　八本书与五篇文章

　　上述七人均有足以代表这个学科特性的论著、原创性概念，并且也和推动该学科发展的重大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门学科，当代IPE研究的开端是斯特兰奇1970年的文章《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略的案例》。斯特兰奇后来在1988年出版的《国家与市场》一书中区分了“结构性权力”与“联系性权力”，后者是政治学里通常界定的权力概念，即A通过权力迫使B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而“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结构性权力”通常与斯特兰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金德尔伯格1973年出版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提出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的运行需要领导权，这一论断后来被概括为霸权稳定论。金德尔伯格参与过马歇尔计划，这种经历对其他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科恩认为“霸权稳定论只是扩大了的马歇尔计划”。1975年，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提出了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三种模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一分类沿用至今。克拉斯纳在1976年发表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一文中认为，开放极有可能出现在霸权式国家处于顶峰的时期，是权力和国家的政策创造了一种秩序，否则世界将混乱不堪。

　　在现实主义之外，自由主义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型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概念，重新勾勒了世界的新特征：交往的多层次性、议题之间不存在等级性和军事力量重要性的下降。克拉斯纳1983年主编的《国际机制》一书，体现着对确保合作能够实现相互受益模式的游戏规则的各种理解。“国际机制”概念被IPE学者接受，并进一步由基欧汉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概括为“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合作本身可以通过国际机制得以实现”。

　　卡赞斯坦的原创性概念是“国内结构”，并在其1978年主编出版的《权力与富裕之间》一书中加以完善。卡赞斯坦认为，如果没有对国内结构的系统性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这一努力实际上增进了对国际关系分析层次中的国内和国际如何互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熟悉并已经外溢到其他学科领域的是两个原创性概念，即彼得·古诺维奇1978年在文章《颠倒的第二镜像：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中提出的“颠倒的第二镜像”，以及罗伯特·帕特南1988年在《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一文中构建的“双层博弈”模型。这实际上也是对国家的行为以及国际体系层次的治理两大类问题的融合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则主要体现在考克斯构建的“世界秩序”概念中，考克斯1981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区分了“问题解决型理论”和“批评型理论”的差异，而且反复强调所有的理论都有目的性这一论断。

　　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在内的八本书，以及上述五篇文章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这些作品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对因果机制的讨论以及对重大命题的争辩是推动IPE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持久动力。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是代表性不够。由于聚焦英语世界的著作，科恩本人也承认该书的一项重大不足是忽视非英语世界，特别是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IPE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一不足在其2022年的专著《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有所改进。二是代际之间的均衡性不够。科恩这本书的主要篇幅集中在第一个20年，即20世纪70—80年代末的发展变化，即IPE作为一门学科形成初期的状况。但是对1990—2008年间发展的论述分量相对弱很多，而这部分其实是中国学者最想了解的，因为这是中国IPE学科建设和发展形成的关键20年。三是该书广泛地展示了英美之间的不同，但对代际传承以及代际纷争描述得不够深入。事实上，基欧汉、科恩等老一代学者呼吁美国学派多研究大问题，并认为以“开放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将美国的IPE研究带入了歧途，但第二代学者并不同意科恩的判断，对于这些分歧，该书的论述还有待加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