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区域性差别及约定俗成的相关分类都在不同程度地“定义”发展问题，以“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分类一直是国际社会的惯例，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就是用于表述发展阶段相对滞后的一类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产生与演进。随着西方世界16世纪以来的殖民扩张，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心—半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工业革命使欧美殖民宗主国最早成为“发达”国家，一战和二战之后，通过“去殖民地化”获得独立的国家自然成为“待发展”的国家。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以及随后的美苏冷战引发了国际发展援助的问题，其目的主要是帮助落后的国家能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援助起初是针对战后重建需要援助的国家，冷战使这种发展援助的主要目标变成在“待发展”的国家建立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然而，为摆脱美苏的影响，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倡导“不结盟运动”，并通过“七十七国集团”（G77）推动相互合作，由于相关国家大多处于南半球或者北半球的南部，这种合作也被称为“南南合作”，这也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概念的由来。

　　冷战时代的发展主题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印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则走上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部分发展中国家借助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腾飞。中国、印度和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大国开始崛起，土耳其、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强国也先后兴起，新加坡、卡塔尔等国家强势发展，总体上改变了“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国际形象，也改变了世界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对比，冲淡了原来“发达国家”（如G7）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冷战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指标悬殊的差距也逐渐不复存在。就实际发展水平而言，原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中已经超过平均水平，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然而，根据联合国的既有标准，发展中国家仍是152个，包括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整个非洲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及众多其他岛国，这与今天地球上不同国家的实际发展现状是不相符的。因此，用“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指代原本落后和贫穷的非发达国家，越来越不合时宜。“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也饱受学界质疑。

　　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正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这种分类在国际组织官方文件中渐趋淡化之时，全球南方国家的概念却逐渐流行起来。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全球北方”国家搅动世界政治版图的历史图景再现，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而全球南方国家叙事则带来了国际关系新的变化，赋予了国际政治新的气象。

　　首先，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成为一个立场中立的国家组群的代名词。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使部分后发国家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到了20世纪30年代，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那种按冷战意识形态的东西划分、依发展程度的落后与发达之分已成为过去，世界政治版图需要通过新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种非西方视角，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相对中性，词汇里既有原北方发达工业国家引领的全球化元素，也在地域上涵盖了相对落后的原亚非拉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术语，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全球化元素的体现，也展示了一种全球命运与共的“南方”关怀。

　　其次，国际政治权力博弈有全球南方国家转向的趋势。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逐渐被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力量。进入2023年，这一术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关于全球南方的文章明显增多，美国智库也对全球南方国家尤为关注。在全球南方议题上，既有大国权力的博弈，也有新兴大国争当全球南方国家领导者的可能，还有霸权守成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分化的趋向。总体上，国际政治权力博弈转向全球南方国家，延续的仍然是“全球北方”大国的现实主义逻辑。不过，“全球南方”概念发明者卡尔·奥格斯比（Carl Oglesby）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是解决南北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因此，以发展为要义，保持这一概念的初衷，才是全球南方国家在不确定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再次，新兴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全球南方的代理机制。全球南方原本只是一个可供想象和讨论的概念，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使全球南方的想象越来越具体化。自2006年至今，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与发展，金砖国家之间已逐步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该机制还通过扩员涵盖了全球南方主要的人口和资源大国，逐渐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最重要的合作机制，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力量。从全球治理来看，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渐趋衰落之际，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提供了一种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新型”公共产品。

　　全球南方国家与发展世界的未来。总体而言，全球南方国家不仅在自觉不自觉地塑造一种新型的世界观，也在有意无意地引领一种非西方的世界潮流。全球南方国家概念的流行，反映了不同国家都在试图摆脱既有国际政治带来的困境，尝试通过全球南方这一相对中性的国际关系表述来找到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全球南方国家正在从一个意象的共同体向一个实质的国际行为体转化，尽管前景不明，但全球南方国家作为非西方国家及其联合起来的国家间组织的身份标识，越来越成为事实。今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时空的多元性，“全球北方”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后现代危机，无论在认知还是实践上，全球南方国家都有创造未来新世界的多种可能。回到这一概念原创的初衷，未来的全球南方国家，既要避免陷入“国家中心主义”的桎梏，也要把解决“不平衡与综合发展”问题作为主线贯穿其中。

　　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叙事的关键词，全球南方国家预示着国际秩序的变化，也昭示着人类自身向着发展尚不充分的地域迈进的信心。事实上，全球南方国家既是“轴心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尚未扎根的南半球腹地，也是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历史主体叙事并未着重的领域。当帝国、权力与战争的国际关系叙事在北半球依然挥之不去的时候，在数字科技的加持之下，全球南方国家可能正是一种新的事业。它既不是传统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大国权力游戏，也不是民族、国族与种族叙事把持下的国家间政治，而是一个与可持续发展攸关的涉及环保、地理、海洋、生物等的全球公域。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