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思想是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的桥梁与核心，可以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当前的国际关系思想多以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生成与扩展的历史进程为基础，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烙印。在国际关系“全球转向”大背景下，对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进行必要关注，形成多元国际关系思想谱系，可使该学科具有全球视野。作为新兴崛起和古文明传承的国家，印度在历史文化的沉淀与传播中形成了独特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本文将从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源流出发，关注其核心理念及基本逻辑，把握古代印度国际关系的思想底色，助力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新的理论增长点。

　　思想源流 

　　实际上，古代印度政治思想分布于宗教、社会、治国理政等领域的文本之中，但相关文本并未对政治思想进行国内和国际的严格划分，国际关系思想的论述多被作为政治思想的一部分而存在。因而，本文在讨论古代印度国际关系的思想源流时也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予以讨论。

　　古代印度将法（dharma）、利（artha）、爱（kama）视为人生三大目的，并围绕三大目的发展了法论、利论、爱经三种类型的文本。前两种文本重点关注治国方略的公共事务内容，第三种是推动和限制公共事务的个体因素。因此，古代印度政治思想主要见于法论和利论文本之中。

　　从发展历程来看，法论文本作为国家统治原则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得到蓬勃发展。在此期间，利论文本作为法论文本的一部分而存在。公元前5世纪，利论从法论中分离出来，成为治国理政文献的核心，并以考底利耶《利论》中的思想为代表，由之后的加曼达格、月天等思想家延承并发展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古代印度治国理政思想体系。

　　法论和利论文本多以“国家”（Raja）概念为核心，围绕国家的产生与治理、国家间关系处理等议题展开。法论文本侧重政治思想的道德面，既强调国家整体的道德责任，又强调国家之下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个体道德职责，是一种义务论的表征，主要包括两类文献。一类是以《黎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达瓦吠陀》四部本集为代表的吠陀文学；另一类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印度史诗。利论文本侧重政治思想的现实面，聚焦君主治国之道的训诫，强调如何使物质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的繁荣，颇有一种结果主义的意涵，具体文献主要包括以《利论》《政道精要》《政体谚语甘露》为代表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文本。

　　古代印度政治思想家们通常遵循综合方法，糅合利论与法论文本的内容。因此，从思想源流上，古代印度治国理政思想源自对世俗国家治国之道的探究，衍生出讲求道德伦理和强调权力追逐相融合的思想传统，共同构成古代印度政治思想中的一体两面。

　　核心理念 

　　法论和利论文本分别对应达摩（Dharma）和丹达（Danda）两个概念。其中，达摩为法论的核心，在政治思想体系中被赋予内在的道德价值；丹达是利论的关键，作为实现达摩的手段而彰显出一定的工具价值。这两个概念贯穿古印度治国理政思想始终，成为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理念。

　　“达摩”源于梵文词根“Dhr”，有“持有”“支撑”之意，指的是由永恒超自然力量规定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原则。在政治思想中，达摩代表了道德法则和正义秩序，即每个个体或群体履行某种特定职责而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具体到国际关系层面，达摩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国王个人的达摩即王法（Rajadharma），强调作为刹帝利的国王首要履行的职责是对抗针对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部威胁和外部侵略，对职责的履行赋予王权合法性，统治者为守护达摩而生。二是规制国家间关系整体的规则即德萨达摩（Desa Dharma），这一规则的基本理想是和平与非暴力，《摩诃婆罗多》将这种理想称为“最高的达摩”，其核心目标是建立和谐稳定的国家间秩序。

　　“丹达”本意为“惩罚之杖”，多出现于利论文本中，在具体内涵上指的是公正的国家统治者适度使用强制手段来维护达摩，引导不同群体履行各自职责。因而，丹达是国家出现的首要条件，但其存在也使国家在国内与国际呈现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丹达作为国家“制裁权”，被用来结束国内“大鱼吃小鱼”的无政府状态，保障国家有序运作；另一方面，一国对另一国使用丹达，则维持了国际无政府状态。可以说，丹达使国家从一种国内无政府状态走出来，又进入另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那么如何结束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的战争状态，从而进入普遍和平的状态？古代印度思想家们认为可通过征服世界的转轮王（Cakravartin）理想、建立达摩秩序来实现，而达成这一理想所依靠的仍主要是丹达。

　　总之，达摩是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核心理念的“道”，丹达则是“术”，两大核心理念的结合是“道”与“术”的统一，集中体现了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是道德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内在双重叠加。

　　逻辑框架 

　　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是古代印度关于国家间关系处理原则的阐述与总结。如前所述，这些思想主要由国家概念的内容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一套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逻辑框架。

　　根据《利论》《摩奴法典》以及《政道精要》等古代印度文献中关于国家概念的阐述，国王、大臣、领土、防御工事、国库、军队和盟友共同构成国家的七个组成部分，即国家七要素理论。其中，盟友作为一国的友好国家，区别于邻近的敌国。一国想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生存下去，必须促进与存在某种共同利益基础的国家的理解，并与敌对国家打交道。这种承认盟国和对抗敌国的需要，推动一国对国家间关系的考量，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不可避免。同时，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和获取领土、维持和增强权力，而一国与另一国的相互碰撞所产生的权力利益冲突，促使古印度政治思想家研究国家，尤其是谋求霸权的国家，即胜国（vijigisu）与不同地理距离的国家群之间的行为关系，进而设计了国家间关系的体系结构，以及与之配套的相互关系管理原则与具体实施手段。

　　在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家间的体系结构即为曼陀罗圈。这一结构基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原则，以胜国为圈层的中心，划分出敌国、盟国、中立国、中间国等国家间关系定位的地缘圈层，这可为该国权力扩张的政策倾向提供背景性参考。在此基础上，该国需根据权力、地点、时间等具体因素制定国家间相互关系管理原则，即六重外交原则。该原则旨在指导胜国如何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包含了缔造和平、发动战争、 备战、保持沉默、两面下注、寻求庇护六大内容。如何去贯彻这些原则，则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段，即乌帕亚模型（Upayas），该模型主要包括和解、补偿、军备、分治四种。基于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动态性，上述三个层次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共同致力于权力的维持和增强。由此，可将之整合成一套曼陀罗圈层结构—六重外交原则—乌帕亚模型三位一体的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逻辑框架。

　　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多元思想谱系的故事，实际的内容比以上叙述更复杂、深刻。本文希望通过对古代印度国际关系思想的源流、核心理念及逻辑框架的简要回顾，重新审视非西方国际关系的思想资源，为长期以西方为主的国际关系思想展示更广阔的画卷，为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更多元的视角。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