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中澳关系是亚太地区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澳大利亚研究备受国内学界关注。202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应邀访华，两国关系企稳回暖。此举也有助于推动两国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亚太学会大洋洲研究分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汪诗明教授，就国内澳大利亚研究情况做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澳大利亚研究属于国别研究，您如何界定区域国别学背景下澳大利亚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汪诗明：传统学科背景下，澳大利亚研究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当然也不存在为界定澳大利亚研究的内涵而展开学术讨论的必要性。区域国别学的诞生，为厘清澳大利亚研究边界以及阐释其研究内涵提供了一个整体性学科构架和清晰的认知思路。既然全方位研究是区域国别学的要旨，那么澳大利亚研究不仅要考察其政治与法律、经济与社会、外交与防务，还要研究其历史与地理、风土与人情、语言与文化、卫生与健康等等。但是，需要澄清的是，全方位研究不等于什么都要研究，什么都要研究不仅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一些极端“碎片化”的研究，尽管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它与建构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并没有什么关联。认清这一点，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持续推进或区域国别学科的健康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澳大利亚研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相关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淀。那么，目前国内澳大利亚研究的现状如何？

　　汪诗明：我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一问题。一方面是澳大利亚研究取得的进展。第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寥寥数人到如今已相当可观的研究阵营，这是澳大利亚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体现之一。第二，研究机构遍地开花。迄今为止，全国有近四十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大洋洲”“南太平洋”“太平洋”等冠名的研究机构。在这些区域研究机构中，澳大利亚成为一个重要分支或研究对象。第三，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过去，澳大利亚研究成果数量少且形式较为单一；如今成果数量与日俱增且形式多样，呈现学术论著、智库报告、发展报告和时事评论齐头并进的格局。第四，学术交流步入机制化轨道。第一届澳大利亚学术研讨会于1988年开幕，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一届大洋洲研讨会于2018年召开，此后每年召开例会一次。除上述两个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外，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或学术工作坊。

　　另一方面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第一，研究力量的分布失衡。国内澳大利亚研究队伍中，有半数以上是与文学研究结缘，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较少。这种现象若延续下去，显然不利于澳大利亚研究的全面铺展以及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第二，研究领域的不均衡。按照区域国别学所涵盖的四个主干学科来审视，文学研究、历史研究走在了其他学科的前面；经济研究有过一段时间的亮眼表现，但近年来在走下坡路；政治研究（这里意指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学术阵营；其他领域的研究基本处在被忽视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任何一个学科的建构与发展都离不开对方法论的追问。请您谈谈方法论之于澳大利亚研究的意义。

　　汪诗明：首先我想说的是，方法论并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它来自实践，源于对认识对象的细察与缜密的思考，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方法论多种多样，有些研究方法被打上某一学科的印记，但并不意味着它仅适用于这一学科。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又是一门新学科，因此，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就必然呈现多学科、多维度、多模态等特征。目前，学界就区域国别的研究方法已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地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倍受大家推崇。这两种方法之所以受到如此青睐，与区域国别学这门学科的独特属性有关。以澳大利亚研究为例，如果要研究土著问题或移民问题，仅有文献解析显然是不充分的，需要其他研究方法的加持，比如在地研究。对当地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人面对面交流，将历史与现实对接，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历史文献记载的准确性，而且能够拓展研究的范围以及丰富研究的内容。如果要对澳大利亚“白澳政策”进行考察，跨学科研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历史学可以梳理这一政策的来龙去脉；经济学可以揭示这一政策实施背后的经济动机；政治学可以剖析影响这一政策出台的种族、文化以及政党因素；文学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案例分析以及语言借鉴；如此等等。

　　当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关，换了研究对象，这种方法就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有一个主导的研究方法，其他研究方法只能起到一定的帮扶或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对方法论的选择务必从实际出发，以解决问题为准绳，切不可生搬硬套或削足适履。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方法论的科学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澳大利亚研究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汪诗明：区域国别学为澳大利亚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一些新挑战。学界需要正视自身的不足，并从学科建构、专业建设、研究体系提炼、人才培养等方面来规划澳大利亚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一，夯实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不仅决定了国别研究的厚度，也决定了国别研究的广度。澳大利亚研究的基础无疑是历史研究。为了给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和充分的基础知识，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弱项就有必要得到加强，一些学术盲点就有必要予以填补。第二，重视对澳大利亚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已然成为澳大利亚整体性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经济（史）研究应注重对澳大利亚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碳税政策、劳资关系、自贸协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以及区域经济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政治（史）研究应在整体上偏向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研究。第三，加强对一些宏观或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议题的探讨。比如“澳新军团”神话及其精神遗产、澳大利亚共和运动及其前景、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关系变迁等。第四，将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与传统学科背景下的显著区分之一就是前者倡导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统合。这就是说，学术研究需要嵌入时代意识和开放意识，不能坐井观天或孤芳自赏，要与时俱进；应用研究也需要历史思维和学术思维，要以学术研究为支撑，不能说空话套话，更不能无病呻吟。质言之，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这势必又退回到传统学科语境下区域国别研究的窠臼。相信这不是学界希望看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