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洲政党政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的冲击，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扩大；主流政党控制能力下降；碎片化局面继续，政党动荡加剧；左右翼政党的联合与分化呈现新趋向，尤其是传统主流政党针对“极右翼”政党的“防疫线”相继被突破。在此，我们试图在对欧洲政党政治的总体形势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影响欧洲政党政治趋势性变化的几个重大问题。

　　欧洲政党政治的总形势和趋势性变化

　　关于欧洲政党政治的形势，我们几年前的判断是左翼政治出现了回调，社会民主党基本上稳住了形势。由此，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左右相对平衡。鉴于左翼在近两年尤其是2023年欧洲国家选举中的整体溃败，有人强调左翼的回调停止了，欧洲政治出现了新的保守化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左翼的回调主要是指作为传统左翼政治主力的社会民主党止住了过去十多年的持续下滑局面，由此导致了左翼整体与右翼的一种新的相对平衡。这与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的左翼复兴不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政治的保守化趋势。今天，即便欧洲左翼整体在2023年欧洲各国大选中基本都失败了，但仅就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表现而言，它们并没有继续恶化，大多还略有进步。由此，我们维持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止住了下滑、正处在一个政治筑底的过程中的基本判断。问题是，欧洲其他左翼力量，尤其是过去10多年活跃的激进左翼出现了明显的调整。与之相对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却在进一步扩大。这一进一出是导致目前左右政治失衡的关键。

　　需要注意到，虽然欧洲乃至整个欧美政治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倾向，但欧洲右翼保守主义阵营也出现了分化。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传统的中右翼政党分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尤其是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一种主流化倾向。它们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影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基础及政治趋向。

　　影响趋势性变化的几个重大问题

　　首先，在碎片化结构下追求新的政治定位和平衡，这是欧洲政治的一个新常态，也是影响欧洲政治趋势性变化最深层次因素。政党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进入国家议会的政党角色的增多，以及由此导致的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结构性状态。典型如荷兰，在该国2023年大选中，26个政党（其中有7个是新党）角逐150个议会席位，其中15个政党获得了席位。即使在欧洲政治中相对稳定的德国，2021年大选中进入联邦议会的6个政党，有5个得票率超过了10%，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只有25.7%。但欧洲政治的碎片化不只是政党的一种结构性状态，更意味着一种政治生态的改变。

　　碎片化基础上的脆弱平衡是目前的现实，也是各类政党追求自我目标、进行战略定位和政策选择的前提。它至少带来了欧洲政党政治的两个新变化。一是政党行为的改变。传统上，讨论欧美政党会区分主流政党、平衡性政党和边缘性政党，不同的政党意味着不同的战略定位和不同的行为选择。如对于具有政治控制力的主流政党来说，它以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间力量为基础，因而也必须站在中间的政治立场上。但在上述日趋严重的碎片化结构下，主流政党未必会选择中间立场。这也是一些主流政党民粹化的一个深层次动因。二是新党现象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国的政治。除了进入国家议会层面新的角色增多的意义外，新党现象还体现为新的政党组合的频繁更替。在碎片化结构下，政党选举受偶然因素，尤其是受政党领导人个人因素的影响增大。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频繁组合而形成的新党往往成为影响选举结果和走向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事实上，在2023年的荷兰大选中，两个新党，即农民公民运动党（BBB）以及新社会契约党（NSC）先后崛起及其影响力变化直接影响了最后的选举结果。总之，在碎片化背景下，政党的行为、定位和政策方式都出现了不确定的变化，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由此加大。

　　其次，针对极右翼政党的“防疫线”被突破。在一个时期里，面对一些极右翼政党的政治崛起，欧洲主流政党对其进行了联合抵制，包括在选举政治中合作抵制，以及不与其在政府组织中合作，以阻止其进入政府。它也被人称之为针对极右翼的“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但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继崛起、政党的碎片化，以及它们所表现出的去极化倾向，这种“防疫线”在一些国家（包括意大利、瑞典、芬兰）相继被突破，传统的中右翼政党选择了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目前尚在政府组织谈判过程中的西班牙和荷兰，中右翼主流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互之间事实上也接受了合作。即便是在德国和法国，虽然传统右翼主流政党在国家层面依然选择了不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的立场，但在地方层面已出现松动。右翼阵营出现的“防疫线”松动的直接结果是欧洲右翼力量的加强，2022—2023年欧洲一些国家的选举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它带来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欧洲中右翼政治合流的问题，它在强化欧洲政治保守化倾向的同时，也意味着欧洲政治可能重新回到一种极化的左右政治模式中。这是我们把握欧洲政治的趋势性变化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再次，围绕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代际分化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党政治的变化。重大社会事务的代际分化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党政治的代际分化。过去讲政治极化主要是讲主流政党和极化的右翼政党之间的对立，忽视了政党政治的代际分化的影响。政党政治的代际分化主要是指传统的社会主体成员日趋保守化，而新生代的力量日趋激进、自由主义化，这两者的分化成为围绕身份政治的新的政治极化的一个深层次动因。比如，在欧洲各国，传统主流政党的支持队伍日趋老化，绿党在年轻一代中拥有了更大的支持。而依托绿色政治的欧洲新生代政治家往往也显示了与传统主流政党政治家的不同。因为年轻一代没有经历二战，没有经历冷战，没有历史的包袱，他们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缺乏传统一代所谓的“理性”。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欧洲的战略转型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的政党政治。围绕欧盟的分歧本就是影响欧洲政党政治的重大事务问题。而近年来，围绕欧洲战略转型的认知分歧也影响了各国的政党政治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也（将）对欧洲政党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传统的主流政党间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而秉承实用主义原则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适应它们所带来新的变化的同时，也更有效地利用地缘政治的危机对欧洲的持久性影响，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由此而言，乌克兰危机和新的巴以冲突加剧了欧洲政党既已存在的分化形势。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