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一段时期，生物安全治理将成为具有特殊时代使命的重要全球议题，也将成为中国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

　　全球生物安全风险主要趋势

　　人类对生物安全的认识随着生物技术发展造成的风险与挑战而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生物安全治理主要指毒素和传染性病原体武器的军备控制。到世纪之交前后，现代生物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和普遍应用，生物安全治理集中延伸到对先进生物技术的伦理思考与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近20年来，生物安全治理的范畴极大拓展，聚焦于防范生物恐怖袭击，应对新发和突发重大传染性疫情，作物、生态、物种、遗传资源等的安全，以及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兴生物技术安全等诸多领域。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主要涵盖三方面安全范畴。一是以实验室生物安全为主体的狭义生物安全。二是涉及人为蓄意造成生物安全风险的广义生物安全。三是上升到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层面的生物防御。因此，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涵盖人、动植物、环境和生态的全域安全，是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医疗健康与作物安全等多领域融合的治理范畴，未来将主要呈现三大趋势。

　　第一，从单一风险到系统风险。生物安全问题具有特殊的社会复杂属性，很容易从单一风险发展为系统风险。近十年来，生物安全危机的“社会次生性”机理得到深入研究，“同一健康”“多元危机”等概念得到广泛传播。生物安全治理往往需要突破生物科学与技术自身领域，广泛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文化和族群认同等诸多复杂要素，必须进行具有极强前瞻性的跨国、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治理。

　　第二，从领域安全到国家安全。现代生物科学与技术格外突出的两用性，造成生物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在研究范式、应对举措和治理实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难以建立高效的生物安全监管、预警与防控体系。单一生物安全风险点被引爆后，极易引发局部经济社会动荡和生态灾难。特别是重大传染性疫情的影响早已溢出公共健康领域，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安全之间形成复杂传导，导致局部问题向国家安全的全局全域蔓延，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发社会失序、经济失调、政治失治的复合型危机，给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深重灾难。

　　第三，从独善其身到共同安全。生物安全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挑战，具有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属性。在全球化水平较低的时代，封疆锁国是有效的生物安全防御策略。但时至今日，病原体仅需不到一天就可以从地球一端传向地球另一端。面对跨国界的生物安全挑战，必须在加强国家治理的同时，强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然而，近年来主要大国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方面出现的单边主义、退群毁约、夹带政治目的等情况明显增长。在此大背景下，生物安全无法独善其身的特点更趋显著，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赤字更加严重，必须坚定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

　　生物安全治理的关键挑战

　　当前，多重因素造成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遭遇冷战以来所未见的“大国熄火”和逆全球化浪潮。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正处于历史性的三大关键转折节点，是向孤岛式的生物安全碎片化阵地蜕变，还是向全人类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跃升，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拐点。

　　从公共治理到地缘竞争、零和博弈的趋势性转变。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方面努力收拾被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去全球化”政策破坏殆尽的全球治理残局，另一方面又从“关键十年”的大国竞争思维出发，要在生物产业与安全领域维持领先与领导地位。2022年10月，拜登签署《第15号国安备忘录：对抗生物威胁、增强大流行病准备并达成全球健康安全》，同时宣布了新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以及《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实施计划》，全面聚焦国内产业、拼凑排他圈子、搞先进技术和战略产业竞赛等一系列竞争与博弈举措。

　　从全球治理到区域化合作、地区治理的范式演变。受挫于主要大国反复阻挠《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履约机制，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架构迟迟未能成型。然而，风险挑战却等不得个别国家谋求维持单边优势的私心，重大生物安全危机已经一再冲击全球安全与发展。在此情况下，小多边化的生物安全治理持续升温。包括“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在内的区域性组织、新兴国家组织以及一系列国际论坛等开始拓展生物安全治理合作。

　　从生物科学与技术的专业性问题向泛安全化、政治化议题的延展。地缘政治竞争改变了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基本环境，这些共同问题的治理赤字又进一步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新焦点。疫苗外交、专利封锁、人才争夺等等一系列新的生物安全治理冲突开始在国家间升温。国家间协调失效后，慈善基金会、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等多种行为主体开始频频发挥作用，引导全球生物安全治理议题向资本驱动的个别疾病、专门议题发展，极大背离了面向全球广大人口、应对人类普遍威胁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初衷。

　　时代使命与中国引领

　　面对全球生物安全赤字的不断加剧，中国持续提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参与度，不断加大国际生物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未来，中国基于自身探索实践经验和国家发展战略，将向全球提供从思想、规范到行动三个方面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公共产品。

　　中国特色生物安全思想是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中国特色生物安全思想极大提升了对生物安全的认识水平，丰富了生物安全治理的范畴，展现出极强的战略视野、历史远见和人民情怀，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三种新路径。一是聚焦人的安全，提供一种普遍性、非歧视的全球治理，应对圈层化、夹杂竞争副产品的全球治理。二是突出共同安全，提供一种非资本驱动、面向广大普遍人群的全球治理，应对金钱至上、盈利损人的全球治理。三是加强预见性治理，提供一种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治未病、应未急的全球治理，应对流程化、传统的防范、准备、应对、恢复式的全球治理。

　　中国规范引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实践。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需要可行的规范引领，必须通过被普遍接受的规范性文件将最大共识固定为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为此，中国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下，提出以《科学家生物安全行为准则天津指南》为代表的治理规范性倡议，通过创造性首倡破解利益交织叠加的治理藩篱，取得广泛认可后，参考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等模式，提出具有中国首创性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倡议，引领全球治理实践，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

　　中国生物安全产业发展带动周边和区域生物安全治理。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力提升与共同责任。统筹好生物产业的发展安全，是中国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关键驱动力。一是以基因测序为代表的规模化技术，将为全球提供生物安全产业的关键基础性能力。二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数字卫生治理，可为合作国家提供一整套生物安全解决方案。三是以中国产业能力为依托的药物、疫苗、医疗资源等储备，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生物安全风险时获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支持的关键保障。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