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方民主中政治极化现象的重要表现就是政治精英与普通选民在一般的意识形态定位，以及在政治、社会、经济等相关议题态度中呈现出“左”“右”两极分化的趋势。尽管极化趋势伴随的是公民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区隔的逐渐明晰化，但如何理解当前西方政治极化中的“左”“右”并不容易，这不仅源自于左右光谱背后因为国别差异、时代变迁等因素带来的庞杂内涵，更因为在与政党政治结合中意识形态定位受制于复杂的经济、文化、认同等因素。本文旨在解析当前欧美国家中意识形态“左”与“右”的基本立场，及其如何与政党政治相结合影响了当前欧美的政治走向。

　　“左”与“右”的基本立场

　　作为政治术语的“左”“右”最早来自法国大革命。1789年夏天，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国民议会在关于新宪法制定的激烈辩论中包含了一个重要议题，即国王究竟应该被赋予多大权力。在这一进程中，那些认为国王应该拥有绝对否决权的代表坐在了议会主席“右”手边，而认为国王不应该拥有绝对否决权的代表则坐在“左”手边。因此，从原本意义上，右派代表了相对保守的力量，而左派则倾向于进行改革与变化。尽管法国大革命过去了200多年，但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左”“右”之辩所代表的进步与保守的最原本的含义，仍然彰显在当前欧美各国意识形态的分化力量中。

　　意识形态作为理解世界运作、指导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基本价值体系，其“左”“右”的分化一般围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产生，虽然各自阵营内部也出现纷繁的分化，但整体上左派在经济维度上倾向经济平等，政府在社会再分配中应该予以更多干预，主张高福利，接纳凯恩斯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摒弃等。与此对应，右派在经济维度上更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化，强调市场竞争的机会公平，倾向放宽政府规制并减少政府开销等。在文化层面，左派认同伴随现代化进程的自由主义、大都市文化、平权主义、开放边界、包容社会等；右派则为捍卫个人自由而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传统价值，包括传统的家庭结构、性别角色、宗教信仰等，强调国家边界，主张本土主义，偏好秩序与法治等。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看，激进的左派右派和相对温和的左派右派差别明显。激进左派存有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冲动，从现有的政治精英手中夺权铲除现有的经济不平等是其重要诉求。而当前的激进右派主要围绕本土主义展开，反对全球化的金融、贸易流动对本土经济的冲击，反对开放的多元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稀释、对其文化主体地位的冲击等。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均可能呈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反建制、反对政治精英，质疑现有的政治制度等。

　　民粹主义包含激进左派与激进右派

　　当前，欧美国家政治精英和普通选民意识形态的撕裂可以在以上分析的左右分化中得到呈现，但各国的选民政党支持之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在欧洲，2016年英国“脱欧”以及2017年欧洲选举大年中大批激进右翼政党崛起前后，欧洲的民粹主义力量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高潮。民粹主义崛起的背后，既包含激进右派也包含激进左派的活跃。激进右翼力量以反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为核心，体现出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但现有经验研究表明，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极端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维度的保守性，包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穆斯林移民、反对文化多元，而在经济全球化层面，支持激进右翼政党选民相关态度的激进程度有限，而且各国激进右翼政党在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国际贸易等经济政策上的差异较大，具有较强的异质性。

　　在最近一轮欧洲选举中，随着各国主流保守政党策略调整以及移民问题相对缓解，各国激进右翼政党大选中的力量已经有较大削弱。此间，欧洲各国的激进左翼力量相较于激进右翼力量影响稍弱，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给予了各国激进左派力量更多的政治动员基础。危机之后欧洲的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在欧盟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诉求，他们反对欧盟一体化，视之为帝国主义掠夺的表征，强调主权国家是独立与反剥削的重要载体，但这一立场与激进左翼在革命力量的国际主义传统诉求上存有一定张力。与左派中间力量对经济交往的自由主义、福利政治的倡导不同，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有着彻底的批判和改革诉求，反对资本主义与人人平等是其与中间左翼的核心区别。

　　一般而言，激进左翼与激进右翼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支持基础，激进右翼的主要支持来自在全球化、现代化、技术进步等进程中逐日被淘汰的工薪阶层，他们一般未受过良好的社会教育，不认同开放、包容的多元社会。而激进左翼尽管也有经济不平等的压力，但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是职业精英，是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提升、产业变迁的受益者，在文化上认同自由平等的开放社会，近些年那些遭受经济冲击的中产阶级成为各国新左（New Left）政党力量的重要来源。

　　激进左派与激进右派撕裂欧美社会

　　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当选被视为美国激进右翼力量兴起的重要分水岭，更被视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进一步深化的标志。当前美国被认为正经历一场“文化战争”，高举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大旗的激进左派与捍卫保守主义价值的激进右派正撕裂着美国社会，且直接牵制了民主和共和两党政治生态。美国的左派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层面主张更高税率以保证联邦政府更多支出；文化上坚持政治正确，强调文化多元与个体平权，在保护女性的堕胎权利、推进禁枪、保护少数族裔的利益、支持复杂性别认同等议题上立场鲜明；左派们对移民持有宽容态度，反对边境建墙。而右派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高税率，主张自由市场运行下的有限政府，捍卫各州政府的权利；在文化上反对政治正确，质疑文化多元主义，捍卫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传统；支持公民枪支持有权，捍卫宪法第二修正案；在对待少数族裔议题上，反对赋予少数族裔的特殊权利，强调白人正遭遇反歧视；反对女性的堕胎权，捍卫福音派的传统；支持建墙以阻挡非法移民，质疑全球化的边境开放带来就业、文化、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

　　美国选民的意识形态定位虽然不能完全决定其大选中的政党投票倾向，但毋庸置疑是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包括茶党力量在内的特朗普支持者往往被视为典型的激进右翼力量代表，他们主要是来自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以及南方州中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工薪阶层，与欧洲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力量类似，他们是全球化中美国国内的失败者。这些中西部地区的白人不仅经济上正经受不平等的困窘，而且白人主流文化在多元冲击中正逐日瓦解，危机重重。与激进的右派相对应，美国政治中的激进左派则是以桑德斯等人为代表，其支持者往往也是遭遇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但不同于右派的自由市场原则，他们认同以高税率和更高联邦政府支出来进行再分配。美国激进左派在文化维度与激进右派更是界限明显，他们坚决支持政治正确，往往将非裔等少数族裔、性别认同复杂者的权利平等推进到不容讨论的立场，从而被保守主义者视为“政治正确的法西斯主义”，认为左派自由主义者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社会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

　　尽管当前欧美各国民粹主义起落、意识形态撕裂的情形存有差异，但过去几十年自由主义原则下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却是结构性的，其后果已经弥散在各国民主政治运行的各个环节。欧美国家意识形态的分裂，已成为观察各国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视角，而如何弥合这些裂痕已成为当前欧美民主政治的重大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6 年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追踪研究”（20BZZ092） 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