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21日，“迎向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与会学者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围绕人工智能对社会各领域产生的影响及其应对展开了深入探讨，为构建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提供理论智慧。

　　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人文反思

　　新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知识生产方式、技术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性潜在风险和隐忧，有必要从人文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反思。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吴静认为，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迎向人工智能时代，以批判性思维穿透表象。她以哲学为例分析说，人工智能时代哲学教育的核心应当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对共同性生产进行深入思考，深化对数字时代复杂性问题的认知。

　　论及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及其与人的交互关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罗克全认为，ChatGPT能够实现经验意义上的主体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康德意义上的自我立法主体性。但囿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间维度的缺乏，ChatGPT目前仍难以实现对既定规则进行批判的主体性。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路强探讨了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情感共鸣和认同问题。情感的基础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人与人工智能能够实现情感的交互交流，便可形成伦理上的认同。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任曼曼认为，AI能否体验和创造艺术应当是评判其“人性”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技术仍无法完全还原人类情感。因此，如何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保持艺术作品的人文价值和情感深度，仍然值得深思。

　　深化资本与技术批判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也面临新的形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邓伯军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优先转向，使得图像占领了全部的社会生产生活，通过制造“伪需求”，图像支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张福公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视角出发提出，马克思所批判的隐藏在工艺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在今天依然存在，并表现为技术领域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以平台算法、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与还原主义倾向的泛滥。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旭对AI模型的剩余价值来源问题进行剖析，认为AI模型并不是活的数字劳动力，而是通过将原本的直接数字劳动转化为间接数字劳动参与智能创作过程。真正创造价值的仍是以间接、隐蔽的方式参与数字价值增殖过程的数字直接劳动。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于沫认为，对数字劳动的批判必须回归政治经济学框架。在数字劳动中，互联网用户在进行线上活动的同时面临被直接商品化的问题，学界对此进行的批判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未能进入资本何以通过劳动者的商品化必然实现其增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良斌认为，人机之间数据的无法直接转换催生出“人工非智能”，而网络空间中公民尊严被用户身份掩盖、职业承认机制的结构性失衡与“人工非智能”的具体劳动被用户界面所遮蔽，共同构成了“人工非智能”幽灵化的原因。

　　与会学者基于技术的发展逻辑，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董金平通过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与技术物的关系发现，在智能化时代，人与技术物已不再是简单的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被数据化并整合到一个庞大的算法关系网络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贾浩然对价值敏感性设计进行了分析，认为人与技术之间并非线性的决定关系，而是动态的不确定性关系。因此，特定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由技术特征、使用情境以及参与使用的元素共同决定的，而价值敏感性设计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重视应用中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和风险。南京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徐路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在关键信息汇总、辅助决策咨询等方面为图书馆提供了便利，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无法溯源、版权纠纷的潜在风险以及潜在隐含偏见的可能性等问题。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学者刘骁奔表示，应开展全球性的伦理和法律讨论，以解决前沿技术应用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朱晓兰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和人工智能翻译也在逐渐融合。尽管人工智能翻译在人文领域仍存在不足，但其应用已经不可避免地推动着翻译向高效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刘沛妤聚焦数字技术在经典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应用，认为不同编译方式对理论研究会造成文本源头层面的影响，尽管技术应用从编辑语文学向计算语文学转型存在许多难点，但有较强的可行性。

　　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及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