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日，吴相洲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与相洲在1995年7月一起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的专业方向是唐代文学，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尽管研究领域并不一样，却一起进入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虽然以前并不相识，但一见如故，成为终生的朋友与兄弟。直到他调离本校入职广州大学，我们在一起整整相处了21年，而且我们曾经一起在筒子楼住了三年。自那时起，我和相洲，还有学报的编辑刘艳老师三家，每年春节轮流做东聚会一次，从未间断，即使他到广州工作以后，也一直保持着这一筒子楼形成的习惯。开始是三家九个人，后来孩子们慢慢长大了，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就成了三家六个人。每次把酒言欢，海阔天空，气氛轻松而温馨。

　　和相洲朝夕相处，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4日上午参加完他的告别仪式，回来的路上又想起过去的一幕幕情景，有几件事情记忆犹真。

　　相洲的豪情

　　1995年刚入职时，我们两人住在七号筒子楼，家属也都没来，时不时地一起喝酒聊天。一天晚上，为学科前辈廖仲安先生举行70周岁的纪念活动，全教研室的老师都在一起吃饭。那时，古代文学教研室共有22人，是全系最大的一个教研室。我们是刚入职的两个博士，初来乍到，大多老师都是生面孔，席间除了要为廖先生敬酒祝寿外，自然也需要对每位老师表示敬意。于是，我和相洲从廖先生敬起，每人满满一杯，一轮下来就是二十几杯，然后又重点敬几位年长而又有酒量的先生。当时一共喝了多少杯，也记不清了。在座的李思永先生，号称教研室里酒量最大、酒趣最浓者，见此情景，也连连劝道：“两位注意，千万不要喝多了。”

　　宴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回到筒子楼寝室，两人相视一笑，觉得兴致正高，就又到了我的房间，拿出一瓶红星二锅头，斟满对饮。两人酒酣耳热，高谈阔论，纵谈学术，畅叙友情，甚至设计中文系以后如何才能兴盛发达，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又是一瓶酒下肚，似乎依然未能尽兴。可惜天色已晚，未有觅酒之处，只得悻悻而散。后来，相洲由于身体原因，常常控制自己，一般场合都浅尝辄止，似乎无量无趣，但我永远记得那天晚上的场面，那种豪饮高论的快意，深深印在脑海之中。

　　相洲的义气

　　相洲入校不久，就表现出极高的组织能力和参与精神，被学校党委任命为统战部长。他工作出色，不仅与众多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关系融洽，还牵头编写了不少统战理论读物，得到学校党委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2003年，经过民主测评，学校党委有意让我出任文学院院长一职。我自博士毕业时起，导师罗宗强先生就嘱咐我要潜心于学术，不要把精力花在行政管理上。当时，我已做了两年管科研、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深感工作繁忙，耽误时间太多，因此当时打心眼里不愿再担此重任。但被党委书记做了几次工作，眼见难以推脱，于是就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相洲回文学院担任书记，我才能担任院长，而且只答应试一试，如果不行，一年以后可以辞职不干。

　　相洲本来好端端地在担任统战部长一职，而且极有可能继续升迁。可是，当党委把我这个要求告诉他之后，没料到他一口答应，愿意回文学院和我搭班子工作。我们在一起一晃工作了五年，由于学科相同，性情相投，眼光一致，不仅工作起来开心愉快，而且也取得了令学校满意、学界认可的业绩。可以说，相洲在这件事上体现出了朋友的真情与义气。

　　转眼五年过去了，又到了换届之时，我们俩都想解脱出来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两人商量着一起退下。可是经过换届的民主测评，党委又要我继续担任院长一职，并且说已经为我配好了班子。我提出，除非相洲做书记，我才有可能继续任院长一职，并且私下里要求相洲再共事一届。相洲其实对于专职行政工作并无兴趣，他其间曾有机会到外校担任校级领导，都因不愿意离开学术而放弃了。可是，在校党委和我个人的邀请下，他又爽快地应允，而且一干又是五年。

　　说实话，我能够前后担任院长十年，文学院能够取得博士点一级学科、古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评估进入A类学科行列，都与相洲的通力合作、辛勤投入密不可分。一个人帮一次忙或许不难做到，可是试想一下，十年的漫长时间，而且又正当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相洲的担当

　　我和相洲在文学院共事十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困难，诸如评职称时的吵闹，分经费时的矛盾，学科发展中的先后次序争论，等等，都能够依靠我们的团结与努力一一予以化解，从而使那一时期的文学院成为历史发展上的快速阶段。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2003年的“非典”经历。当时因缺乏抗疫经验，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是好，看着每天都有病例发生，甚至校内也有了病例，内心焦急万分。我们请示学校该如何办，校方说是要等市里的指示。我和相洲一起主持召开了文学院班子会议。最终决定不再等待上级文件，文学院的学生马上离校回家学习，让任课教师布置好阅读书目和作业。我们认为，与其发生病情后匆忙溃散，不如主动安排疏散撤离。

　　做出决定后，边向学校汇报，边安排学生放假回家。我和相洲当时已做好被撤职查办的心理准备。我向班子成员说：“将来如果追究责任，就处理相洲我们俩。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与其让学生冒风险，不如我们来冒风险。”相洲说：“我是书记，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情况汇报给学校后，说我们未经上级指示就擅自放假，属于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师生们当时也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好在刚过了两天，北京市教委就下发了全市学校统一放假的文件。我们不仅没有受处分，还成为了学校及时组织学生撤离的正面榜样，可谓是因祸得福。然而，今天想来，并不是所有的祸患都能有幸转为福音的。那一句“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这就是相洲，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的男子汉、爷们。

　　如今，相洲已离我们而去，他有太多的故事，只能等有时间了慢慢整理。刚刚听到相洲病逝的噩耗时，一时难掩悲伤心情，就乱诌了四句诗：“廿载为兄弟，一朝成永诀。念之肠已断，默然洒悲血。”平仄韵脚皆难顾及，算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