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先生80寿辰时，汤一介先生曾为她作“打油诗”一首：“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革故鼎新心在野，转识成智觉有情。”落款“浪漫儒家”。该诗亦庄亦谐，是乐先生一生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经世致用精神的写照：她心里总有一片待开拓的原野，年过半百后毅然选择重新“启航”，以新兴的跨文化学科为毕生志业，其中甘苦，汤先生最为知情。

 

　　“转识成智”是汤先生最契赏的人生哲学，意指由知识领域和限制性信念，转入通达无碍的智慧境界，也就是从自我、局部性的认知，提升到把握本质的系统性圆满觉照。“觉有情”即醒觉的情感，因其是幸福的来源，也是纯真天性、手足互爱的自然流露。“转识成智觉有情”，体现出感情与理智的统合，是健全人格和人性光辉的完美表征。这种觉察的智慧超越了出于占有欲的情执，对人类及一切有情众生皆怀着仁爱之心，从而可以心心相印。

 

　　从中国文化出发

　　1948年，乐黛云先生考入北京大学，报考的是其父曾就读的外文系，因沈从文欣赏她的入学考试作文《小雨》为“出自心灵之作”，特意把她调到中文系。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乐先生满怀赤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天深夜负责校对北大印刷厂赶制的秘密文件和传单。他们巡逻护校，劝说教授们不要南下。她负责劝留沈从文教授。后来，沈从文和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等教授，皆选择留下。

 

　　在共同的理想事业中，乐先生与汤一介先生相识、相知直到相守终生。1952年，乐先生毕业留校后与汤先生结婚，嫁入燕南园汤宅。汤用彤先生在为学方面，对汤一介先生影响最深的是“身教”，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乐先生治学道路的影响也至为深远。汤用彤先生晚年患中风后，乐先生经常为他做护理和助手的工作。

 

　　1957年春，汤用彤口述《人民日报》的约稿文章《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时，提到《诗经·大雅·桑柔》中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当时，做笔录的乐先生对此诗一无所知，既不知道出自哪里，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用彤很惊讶地连问：“《诗经》你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当得知她因大学期间没机会读《诗经》后，汤用彤耐心地解释了这句诗的含义。

 

　　这件事令乐先生惭愧万分，她从此发愤背诵《诗经》，并利用各种机会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当时，她担任北大中文系秘书兼教师，利用工作间隙抽空默写《诗经》。当年写满诗句的笔记本她一直保留着。后来她做比较文学，她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就发挥作用了。正是从汤用彤的教育开始，她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用彤及随后的宗白华、朱光潜、钱锺书等学者，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向西方吸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

 

　　重估《学衡》弘扬新人文精神

　　学衡派自1922年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常被视作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原因是其持有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理念。其实，学衡派中多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也并非反对新文化。

 

　　乐先生是重新评价学衡派的先行者。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美国的中国学人，1981年她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寻觅“哈佛三杰”（汤用彤、陈寅恪、吴宓）的足迹。她发现，汤用彤留学哈佛时就曾主张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身的问题在哪里；还要清楚各自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怎样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这种既未造成断裂、也未形成封闭的文化格局和魅力，促使她通览了《学衡》全部79期杂志。

 

　　哈佛比较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白璧德（Babbitt）倡导研究儒学和佛学，吴宓、汤用彤都选修了他主讲的“比较文学”课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解读东方文化。研究《学衡》成为乐先生做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她在哈佛主修比较文学，不仅广泛借阅相关书籍，还把全部积蓄用来购书，立志把后半生都献给这一事业。

 

　　自1989年起，乐先生发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汤用彤与〈学衡〉杂志》等系列论文，为国内《学衡》研究破冰。面对当时人们对学衡派的普遍误解，她提出：学衡派成立后的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如何对待传统、西学和建设新文化等方面，试图解决的问题大体相同，都带有文化启蒙的特色。学衡派的灵魂和核心是吴宓、汤用彤、梅光迪、陈寅恪等人，在“昌明国粹”方面，学衡派认同“层层递嬗而为新”的新人文主义；在“融化新知”方面，学衡派反对“惟新是骛”，强调摒除西洋文明中根据特殊之历史、民情而发者，寻求其真正属于世界的精华。在古今中西坐标上，学衡派一方面不同意直线进化论；另一方面强调变化发展，又超越了旧保守主义。学衡派在引介西学时全面考察，取我所需，扬弃原有“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潮流。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先生撰文，认为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

 

　　上述文章常被引评，至今仍是该领域绕不开的经典之作。从此学衡派渐受重视。研究者多沿用其观点，此前，研究者视野中的学衡派，基本上是吴宓等少数最活跃人物。此后，学衡派的学术贡献引起关注，汤用彤、陈寅恪、王国维等《学衡》作者也被纳入学衡派范围内，研究广度深度不断扩大，评价日趋客观。

 

　　白璧德培养了吴宓、汤用彤、梅光迪、张鑫海、楼光来、梁实秋、林语堂等中国学人，经过学衡派与新月派的创新和传播，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独特作用。有观点认为，吴宓诸公若未入哈佛受白璧德影响，就不会形成学衡派。乐先生则认为，“不是白璧德塑造了《学衡》诸人的思想，而是某些已初步形成的想法使他们主动选择了白璧德”。学衡派思想早在吴宓清华时期的日记、诗文和汤用彤相关遗文中已见端倪，在入哈佛前其文化取向已有所倾，为他们追随新人文主义埋下了伏笔。这都证明了乐先生的推断符合事实。经过长期求索，她将新人文主义发展为新人文精神，即尊重他者和差别，提倡多元文化平等互补，开辟出东西文化沟通交流的广阔空间。

 

　　开创中国跨文化学科

　　跨文化研究也称比较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各种文化现象，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乐先生较为全面地继承了学衡派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方法，以古鉴今，反观当前中西文化的交流。基于此，她从研究现代文学转向比较文学，又将比较文学提升、拓展至比较文化学领域。

 

　　乐先生从哈佛回北大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并出任秘书长，却自谦为“马前卒”，她恭请季羡林任会长，钱锺书任顾问。接着，她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来改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体现出比较文学向跨文化转向的趋势。她先后主持建立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并广泛接收海外留学生，系统化培养专业人才。

 

　　在乐先生的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由此从无到有，取得长足进展，并成为研究者人数众多，且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力量。她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人类学家李比雄主编的《跨文化对话》杂志，是由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欧洲跨文化研究院等机构共同主办的学术期刊，入选CSSCI来源集刊，并列入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文库，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乐先生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如何通过文学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异质文化的沟通理解，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文化孤立主义；既努力从其他文化吸收营养，又在比照中扬长避短地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尽力维护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乐先生是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探讨“中国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开展研究已有十余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发表《“中国梦”一词的由来》一文，论及乐先生的相关研究。《光明日报》追溯中国梦理论渊源时，亦引用过她的成果。2013年底，汤、乐两位先生整合国内外有关“中国梦”的学术资源，发起研究项目“中国梦·欧洲梦·美国梦——献给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拟由笔者及王守常教授等学者做执行主编，以儒学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纲，搜集与“中国梦”相关的各类学术文献编集成书，使“中国梦”的内涵更好地建基于扎实厚重的学术研究之上。我们最初起草的编委会阵容很庞大，但汤先生、乐先生一向为人低调，最终将主要编纂成员定为杜维明、赵汀阳等少数几人。

 

　　乐先生十分重视跨文化学科建设，并栽培后学。在她的大力支持下，2018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礼暨“新时代国学传承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乐先生担任“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顾问。时年88岁的她，因腿疾无法到场，便委派学术助理张锦副编审代表其致辞。

 

　　张锦在主题发言中，结合乐著《跨文化方法论初探》，探讨了她对乐先生跨文化事业的理解。现实问题一直是乐先生思考的出发点，她对方法和理论问题的关注，总是面向实践，也都联系着文化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进步的关系，故跨文化对话并不只是学院派的理论设想。乐先生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文化冲突的危机、哲学层面的思维转向等方面，详述跨文化对话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既关系到当下互联网新媒体所造就的地球村现实，也关联到世界各地恐怖袭击的冲突现实，还观照到影响世界格局的历史现实。

 

　　汤先生是国学和比较哲学学科的主要首倡者，与乐先生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工作相辅相成。乐先生说自己一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一是选择了教师的职业，二是选择了终身从事文学和跨文化研究，三是选择了共同生活63年的老伴汤一介。无论经过多少波折，她始终无悔于这三个选择。她透过历史的烟尘看人生，回顾自己难忘的幸福时刻，也不尽是“金榜题名”之类的时节，更多的反而是在极其艰辛的岁月。汤先生去世后，她秉承先生遗志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最终，乐先生活成了传奇，成为北大最有故事的学人之一。

 

　　70多年前，乐先生就写下了这句话：“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是她如花般全然绽放的人生，她从不故步自封，随时接受新事物，至今锐意无限，胜似“90后”年轻人。她一直践行的最大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我们衷心祝愿，她传播的中国智慧助益更多人的成长和觉醒，她搭建的跨文化之桥促进东西文化平等交流互鉴，造福人类和平发展。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