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作家孙犁诞辰110周年，许多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这么多年来，读书界一直热衷于谈论孙犁，他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而且是常读常新。他的文字有丰富的内涵，耐人寻味，尤其是充满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孙犁就是一位诗人，何况他确实写过诗歌。

　　早在晋察冀时期，孙犁就是从创作新诗正式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但总的来说，孙犁是以小说名家，也以散文脍炙人口，诗歌创作在他的整个创作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甚至为一般读者所忽略不计。不过毫无疑问，诗歌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先后出过三本诗集，虽然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有他的特色。

　　第一本诗集是《白洋淀之曲》，先于1964年4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后于1983年8月由新蕾出版社再版。新蕾出版社是一个儿童读物出版社，由此可见，诗集所收诗作七首都可算作儿童诗，或带有儿童诗特点：《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春耕曲》《大小麦粒》《山海关红绫歌》《小站国旗歌》。前五首写冀中平原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与作者同一时期所写的诸多小说、散文的题材及主题都是一致的，尤其是用作书名的《白洋淀之曲》，与他后来写白洋淀一带人民抗击日寇的小说、散文简直是异曲同工，也可以说是先声。

　　《白洋淀之曲》的“后记”（这个“后记”未收入新蕾出版社的版本，保存在《孙犁全集》第二卷里）表达了作者对诗歌的一些认识，也介绍了他在抗战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缘起”及过程。他说：“我以为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叫作诗吗？”我认为，孙犁的诗作里面的确蕴含这四种力量，这些诗歌题材都是从火热的战斗生活中采撷和提炼而来，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的，非“长歌”不足以抒发出来。

　　至于诗之得来，作者说得很明白：“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孙犁的这段话，也印证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古训，让人联想到百年新诗史上几次发展高峰都与时代相呼应这一史实。

　　这本诗集的出版，大约得益于孙犁当年的助手、时任《新港》杂志编辑冉淮舟的提议。冉淮舟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2期）的回忆文章《孙犁书事1962》说道：“我知道孙犁是写过一些诗的，1962年7月，我在《冀中导报》上看到他的《翻身十二唱》，便想到协助他编一本诗集。不久，我从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学通讯》上，看到了孙犁1939年12月20日写于阜平东湾的叙事诗《白洋淀之曲》，立即给他写信说：‘看了《白洋淀之曲》，对于编辑诗集，我是充满信心的。’孙犁在回信中说：‘如果我们真的能编一个诗集，使我也都有诗问世，真是不错。我们是要编一个诗集的。’”“孙犁在看过《白洋淀之曲》抄稿后，又给我写信说：‘《白洋淀之曲》似尚可用，第三部颇为激动，这种调子，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少见。编辑诗拟用为首篇。’于是我整理好稿本，孙犁订正后，1963年8月10日写了后记，定书名为《白洋淀之曲》。”

　　1963年7月23日，孙犁致冉淮舟的书信，还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已将诗集编好交百花。‘十二唱’及鼓词编进——又抽出来。只留七首，以后编书要‘纯’，近来我有姑息旧作之表现，非古人‘责己以严’之道也。”

　　孙犁的第二本诗集《孙犁诗选》由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既是少儿出版社出的书，自然也可供少年儿童阅读，所以这本书收入了《白洋淀之曲》的全部诗作，另加《翻身十二唱》和1977年以后所写的《寄抗日时期一战友》《悼念小川》《海鸥》《燕雀篇》《猴戏》《蝗虫篇》《吊彭加木》《柳絮篇》《一朵小花》，最后还收了一篇四言的古体《生平自述》。《海鸥》《燕雀篇》《猴戏》《蝗虫篇》《吊彭加木》等篇多为感时纪事、怀人伤世之作。从现存的芸斋书简看，这本诗集也是经与冉淮舟商量出版的。1982年7月2日，孙犁致信冉淮舟云：“……二、近日考虑，诗集还是不编入旧体诗及鼓词。三、雪杉说，诗集可由百花出。我想，河南酝酿在前，如果决定出，还是先叫人家出。”这正是这本书花落河南少儿社的由来。

　　1991年1月，孙犁出版了第三本诗集《孙犁新诗选》，收入诗篇十七首，其中前七首已见于《孙犁诗选》，其余十首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作，即《窗口》《印象》《灵魂的拯救》《希望》《眼睛》《老树》《作家之死》《童年》《天使》《海边》，也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本薄薄的诗集，不到一百页，书名大约有两种含义：一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二是“近作”的意思。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作者的感情与早年相比已有大变异，他对许多美好背后的丑恶有了深刻的透视与无奈的喟叹，这一切都使他的诗作较之青年时期的歌唱不知深沉几许，读来也令人感慨不已。

　　在《孙犁新诗选》出版之前，孙犁于1991年6月27日晚致信诗人吕剑，说到出版诗集的事。他说：“我不会写诗，但有时总有些‘诗意’，认为必须以诗的形式出之才好。这样就写了一些近于散文的诗。这一本诗集是别人经手，所以后来写的几首诗，没有编进去。包括《诗刊》上发表的《窗口》（就是你说的那首），《希望》。还有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的《印象》《灵魂的拯救》。我出一本诗集，也不容易，如果出版社和我取得联系，我就请他们把以上几首编进去了。很是遗憾。”并告知：“七月份《诗刊》上可能发一首《眼睛》，请你届时看看赐教。”

　　以上就是孙犁三本诗集的大致情况。孙犁一生所作诗歌当然不止这些，他还作有二十首左右的“旧体”以及诗体性质的“鼓词”；另外《孙犁全集》第十卷，还收有作者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天津《大公报》上的《我决定了》，这大约是作者现存最早的诗作。该诗用数字标为八小节，每节行数不一，表达的是年轻的作者认识世界的欲望：“在这里，/我多知道了些，/比在家里。/我决定了，/就这样流浪下去。”此外还有《冀中抗战学院校歌》，均未收入他出版的单行本诗集。

　　当年，我正是从《诗刊》上的那首《眼睛》注意到孙犁的新诗的。这首诗开头一段说：“婴儿的眼睛是清澈的/青年人的眼睛是热烈的/中年人的眼睛是惶惑的/老年人的眼睛是呆滞的”，似乎是“每况愈下”，但在分析了之所以有此四种神情的缘由之后，接下来作者道：“这是人生的过程/但不是世界的过程/世界的过程/仍像在婴儿眼里一样/在客观的运动”，我觉得这一段最是悟道之言，最让人感喟与深思。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期《诗刊》上，还刊有一首诗人公木因“读孙犁兄《眼睛》，心血来潮，率然命笔”写成的《眼睛》。公木似乎与孙犁有不同的看法：“婴儿的眼睛是清澈的/青年人的眼睛是热烈的/中年人的眼睛是严峻的/老年人的眼睛是睿智的。”他告诉我们：“清澈不是从无欲中来/热烈严峻睿智都基于实践/人的过程尽管只是一瞬间/但它必然和世界的过程同步……假如世界只在婴儿的眼睛中/做着纯客观自在的运动/可能人类还与古猿蜥蜴同居/攀援跳跃在原始森林里。”当年，孙犁一定读到了这首“和诗”，不知他作何感想，对此似乎没有文字资料记载。至于观点上的谁“是”谁“非”，读者自可见仁见智。

　　值得一提的是，孙犁的诗虽然铅华洗尽，老干虬枝，但形式上却是新的，这表现在从1980年的《燕雀篇》开始，他就不用一个标点符号，诗篇看上去更加干净纯粹。这在新时期中国诗坛即便不是最早的，也是得风气之先，颇为新潮的。惜乎，对于读者尤其是诗歌爱好者来说，他的诗歌还是写得太少了。

　　（作者系新华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