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难以理解“包法利夫人”——爱玛，认为福楼拜笔下的她，一生被“欲望”驱使，为“爱情”买单，受到欢愉、激情、爱恋等种种浪漫语词的蛊惑，不惜献身爱情，以殉道者身份走向自我毁灭。单从阅读的角度看，对于被爱摧毁的爱玛，同情之余，颇有些不以为然；而从观念史的视角进行反思会发现，推崇天才、想象、自然、情感等的浪漫主义在艺术的逻辑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魅惑力。问题在于浪漫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同样是关切“人”这一主题，才“受洗”于启蒙理性的人类为何会掉转方向走向吞噬自我的舛途？在耀眼的理性主义之外，人类究竟在期待什么？《浪漫派为什么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2015）是彼得·盖伊60年学术收官之作，于现代主义的艺术问题中提取浪漫主义之价值，在“追踪＋回旋式”的写作笔法中，明快简洁地勾画出浪漫主义之神髓，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回应了上述问题。

　　自19世纪以来，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历经极盛、衰落、涅槃，逐渐累积为一座思想史的“冰山”。20世纪中期以来，以阿瑟·Q. 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1948）与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1965）两书最为经典。作为观念史学家，两位思想者深知观念造成的后果往往会出乎肇始者之本意，观念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变身，待其重现则早已不复初衷，对观念的认识要寻其根源。因此，二人注重分析浪漫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思想领域的面貌，以理清浪漫主义的起始和根源：洛夫乔伊区分诸种浪漫主义，认为存在着德式、英式、法式等诸种浪漫主义的起源；柏林强调17—18世纪的德国思想中涌动着的那种“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才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与两位追溯思想起源的破解方式不同，盖伊更强调时代关切。在皇皇两卷本的《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1966、1969）中，他曾以雄健的笔力记录了人类命运大转折的高光时刻，刻画了理性巨轮启动的时代盛景。基于这样一种知识前景来审视作为理性叛逆者的浪漫主义议题，盖伊轻而易举地探触到“冰山”底座。《浪漫派为什么重要》沿着合并“复数”的浪漫主义共性之路线，在现代主义躯体中提取出母体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精神价值。

　　《浪漫派为什么重要》中有一节是围绕王尔德这一经典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来破解浪漫主义。作为19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最著名的主张正是“为艺术而艺术”，而盖伊一把撕去“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的思想伪饰，以“为艺术家而艺术”为题描写王尔德其人。他关注王尔德与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进行的斗争，与家中墙纸所代表的典型幸福居家男人的自我身份进行的斗争；记述了王尔德的“希腊式”爱情，并不惜为此惹上官司，又在引火烧身被公诉乃至身陷囹圄后仍拒绝逃亡海外寻求庇护等“轶事”。盖伊认定，“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教式主张背后更多是一个“艺术家”对那无趣而喧闹的、假正经的西方中产阶级的有力冒犯与嘲讽。在无止境的反叛中，求仁得仁的王尔德沦为艺术“宗教”的殉道者，但据此，盖伊认为王尔德和尼采一样都既是浪漫派的继承人，也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施力者。

　　从这一视点出发，就能很好理解那位债台高筑的包法利夫人了。爱玛对爱情的狂热，为现实主义的《包法利夫人》涂上了深重的浪漫主义底色。关于这一点，白壁德认为尽管19世纪后期兴起的现实主义试图取代浪漫主义，但其实二者只不过是自然主义的不同面相，并没有方向性的根本变化；而福楼拜等现实主义写作，都只不过采用了一种貌似冷静、科学、冷淡的虚饰手法，本质还是腐朽的、玩世不恭的泛情主义，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确实，福楼拜笔下，浪漫是爱玛的“原罪”。有人将爱玛与安娜·卡列尼娜相比较，认为安娜更值得同情，因其反叛实出于无奈，罪在其不幸的婚姻；而爱玛是自寻烦恼，她的婚姻和家庭本是多么完美啊。果真如此么？在丈夫夏尔眼中，“宇宙再大，也大不过她（爱玛）纺绸衬裙的裙摆”，而决意赴死的爱玛 “想到上天一意同她为难，反而骄傲起来”。爱玛的“原罪”在于不甘与庸常为伍或向世俗妥协——一种骄傲的、誓要异于俗世的浪漫精神。

　　是的，爱玛吞下砒霜的那一刻，福楼拜这个冷血杀手杀死了傲骄的浪漫派；但当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时，浪漫精神才是他内心深处难以遏制的激情冲动。

　　显然，爱玛和王尔德是同类人，尽管他们是失度的，但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一种不甘寂寂的冲动和激情。这种激情在平庸时代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但一如康德所反对的那样，面对自然与社会，一味地顺从于外在的必然性，而失去愿意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奋斗的内心价值，这是一个时代最大的不幸。好在人类从来没有真正失去浪漫与激情，而这种追求新异的浪漫精神在艺术中繁衍出波德莱尔式的、震惊的、夸张的、永远求新的现代主义，盖伊称之为“新浪漫派”。

　　因由复杂的浪漫主义挑衅常规繁衍而来，现代主义也同样于彼此间充满了分歧。不过，共性总归是有的。在“浪漫主义心理学”一节中，盖伊尝试聚合这一盘散沙。他说，西方“新浪漫派总是朝着对手大骂，这掩盖了一个事实：他们自己的阵营并不比他们的对手更加团结”。先锋者内部的冲突与他们的和谐一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现代文化的地图就像尼罗河三角洲一样，记号之间纵横交错、臃肿不堪，但它有统一的立场。“存在着敌人，并与之战斗”，这一口号的黏合力一般，但作为现代主义的标签却合宜。

　　惋惜的是，作为浪漫派子嗣的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后期的现代艺术，对资本却之不恭，受之无愧，那种极致纯粹的、决不妥协的浪漫主义精神几近泯灭。“这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旧时光曾经第一次质疑了古老的传统，并让小说家、诗人、作曲家、画家、剧作家以及建筑学家明白其开创者的激情来自何处，以及在那个世界中还有多少依然存活，然而这些曾被不公正地遗忘过。”盖伊作如是结语。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