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远（1902—1965），原名沈会春，浙江萧山人，经济学家。曾就读于浙江省立一中，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劝退”。后去上海读书，于1925年经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受中共上海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2月回国后担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常委。1933—1938年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法商学院、西北大学任教，同时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述和翻译。其成名作《新经济学大纲》于1934年5月出版，他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于1936年出版。1936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抗战期间任成都《大学》杂志主编及重庆生活书店副总编辑，并主编季刊《理论与现实》。1944年9月，经沈钧儒、马哲民介绍加入民盟。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任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2月，民盟中央在沪委员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推定沈志远、黄竞武为召集人。同年8月支部成立，任支部执行委员。1948年1月出席民盟中央一届三中全会，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代理主任。
1949年6月被选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他的主要著作有《计划经济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纲》《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等。
沈志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卓越传播者，也是中国早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者和先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曾评价道：“沈志远同志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著述和翻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
从加入革命斗争到参与起草《共同纲领》
1902年，沈志远出生于浙江萧山的一个农村，原名沈会春。1919年升入著名的浙江省立一中，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参与革命斗争。因为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沈志远被校方“劝告退学”，前往上海交大附中继续求学。1924年他认识了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侯绍裘，并被介绍到当时“革命摇篮”上海大学的中学部任教。当时上海大学的教务长是陈望道，这里云集了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工作者。沈志远后来回忆道，他当时在上海大学的中学部任教，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在出国前也在中学部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1925年沈志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了五卅运动。1926年12月，受党组织派遣，他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同时从上海前往苏联的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等人。1929年他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学习了包括政治经济学、欧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课程，并勤勉自学了英语、俄语和德语。因成绩优异，后又考取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苏联时期，沈志远还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参与了《共产国际》杂志和《列宁选集》六卷本的中文编译工作。这为他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述和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底，沈志远将四岁的儿子留在苏联，只身回国参加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革命工作。1932年初到1933年6月，沈志远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和中央文委委员，还担任了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的委员、常委，参加编辑《研究》杂志。沈志远一度担任“社联”的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1933年6月至8月在一场伤寒病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先后辗转于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西北大学、香港达德学院、新疆学院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
1936年，沈志远在上海参加了“救国会”的成立工作。国民党教育部于1938年底解聘了沈志远、曹靖华等八位进步教授。沈志远前往重庆，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任副总编辑，并主编生活书店大型理论季刊《理论与现实》。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的安排，沈志远与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疏散至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参与复刊后的《大众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在《大众生活》新四号上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摧残，提出抗日的九条主张。
1945年6月11日，沈志远在成都主编《大学》（月刊），这是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一份刊物，基本立场是反法西斯、反对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争取民主政治，探讨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在该刊第3卷第4期上，沈志远发表了《从经济制度展望世界和平》，提出“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繁荣的新中国，必先彻底清除买办官僚资本的操纵和彻底改革现存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1945年11月，沈志远受到党的指示，回到上海复刊《理论与现实》。
1944年，沈志远以救国会成员身份，经沈钧儒、马哲民介绍加入民盟，成为第一届中央委员。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2月，民盟中央在沪委员举行茶会，宣布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推定沈志远、黄竞武为召集人。1948年1月，沈志远出席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中央一届三中全会，任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代理主任。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论，摒弃了“中间路线”，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根据千家驹回忆，沈志远参与起草了这次会议的宣言。
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沈志远于1948年10月到达东北。1949年6月他被选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三小组，周恩来和许德珩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该组的任务即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年9月21日，他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0月1日，沈志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沈志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等职。1954年，沈志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起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唯物辩证法
沈志远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1932年出版的《黑格尔与辩证法》。这本12万字的著作主要论述了辩证法从黑格尔经马克思到列宁的三个发展阶段，其重点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沈志远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现代哲学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法。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底宇宙观”，“马克思把唯物的辩证法应用于资本主义底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底内在法则……根据这些法则，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地要转变到它的相反方面”。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多方论述了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革命的逻辑，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也是沈志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而沈志远的译作和著述特别受到欢迎。1939年，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在谈到军队干部的教育问题时说到，团以上高级干部应当读几本哲学书，而哲学书应当首推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日后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也曾公开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
沈志远的这本译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过更为深远的影响。1936年12月，由苏联学者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出版，毛泽东在1937年7月以前仔细研读了这本书，同时作了批注。在全书491页中有186页留有毛泽东的笔记和符号，批注字数达2600多字。这些重要的批注，后来被结集编入1988年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而实际上这些批注是1937年毛泽东为红军大学上哲学课做的讲义准备，这份讲义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一部分成为这一年“两论”（发展论和实践论）发表的最初形态。在译著中，沈志远的“序”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实践性、发展性做了精要导读。比如，他概括道：“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是变的发展的，他本身也不是例外”，等等。他还指出，这本书更偏重于俄国和苏联的实践情况，中国读者要留心书中的理论与中国的斗争实践有一定距离，并对涉及当时苏联党内斗争和宣传作用的语句进行了适当删除。
沈志远编著的《新哲学辞典》于1933年出版，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成为大量青年自修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书。沈志远在这本300页的辞典中，收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有的条目内容长达3页。1936年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出版，全书把理论与大众生活和社会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以便提供给“终日埋头苦干、时间经济两穷的朋友们”。《读书与生活》杂志评价道：“虽然只有四万多字，但是它把现代哲学的骨干完全清晰地浮雕出来了。”据不完全统计，该书从1936年到1951年陆续再版了15次之多。
著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曾写道：“我认识沈志远，最早是通过他的著名专著和译著《新经济学大纲》《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这几本书在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沈志远还写了《近代哲学批判》（1936年）、《近代辩证法史》（1946年）两本十余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后者多次再版，直至1954年。他的《新人生观讲话》于1941年8月至10月在《青年知识》创刊号至11期连载，194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了126页的单行本。这本书多次再版，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广泛欢迎。
首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出版。当时，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有些经济学家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把苏联的计划方法移植到资本主义社会，挽救资本主义。当时国内也有人附和这种观点。沈志远在《计划经济学大纲》中针对这种改良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化才有实现的可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矛盾的根源，“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具有生产底社会性与占取底私有性之间的矛盾的生产方式”，因此，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想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使消费赶上生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沈志远的成名作《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这部用流畅的白话文撰述的著作从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到第18次再版，从32万字不断修订到62万字，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高校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教科书。在出版序言中，他写道，此书为的就是“使一般没有受大学教育机会的广大知识饥饿人群，阅读此书之后能够正确地理解现实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内有些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甚至连小标题的格式）还是仿照《新经济学大纲》一书。
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完整地展示出来，是《新经济学大纲》的一大特色。在该书的上篇，不但包含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内容，而且包含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主要内容。该书的下篇，论述了当时其他政治经济学著作很少论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1936年该书的第3版，又充实了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全书以通俗的语言和雄辩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人类历史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而沈志远自写作此书时就系统地介绍计划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他同时也开始注意苏联计划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苏维埃经济中某种形式的经济困难或紊乱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这种‘恐慌’之发生，不是由于苏维埃经济之内在的规律性……而是由于自外在的、主观上的处置失策或指导与组织未尽完善所致”。
沈志远的另一部代表作《近代经济学说史》，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系统性的近代经济学说史。该书于1937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在发行了两版之后，于1944年修订改名为《近代经济学说史纲》，到1950年为止，再版了至少7次。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界充斥着西方的各种经济学说，并对西方经济理论缺乏批判性的吸收。沈志远在1944年修订版的自序中写道：“本书底特点……就在第一用新经济学方法论去揭发每一种经济学说底历史背景，从社会经济发展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说明这一经济学说底根源及其发展动向；第二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对每一学派作一适当的评价；第三则用现代最新的经济科学底观点，对过去各派经济学说逐一作严正的批判性介绍。”此处，“新经济学方法论”就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委婉说法；“历史主义的观点”就是“唯物主义史观”；“现代最新的经济科学底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为了帮助青年人学习《资本论》原典，沈志远在1939年编写了《研习〈资本论〉入门》一书（后改名为《研习〈资本论〉的准备》）。该书内容扼要、通俗易懂，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是如何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的，介绍了恩格斯对这部巨著所作的贡献，阐述了《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介绍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是如何惧怕、攻击和歪曲《资本论》的，说明了研习《资本论》的方法，成为广大青年学习《资本论》的“良师”。1939年，沈志远还准确、流畅地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作为学习《资本论》的先导读物。此书出版后也一再加印，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思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沈志远始终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推动统一战线的工作。1951年沈志远调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0月，沈志远被选为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此后又连任两届。他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要重复指出，民盟不是资本主义的政党，代表某些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是为全体人民的基本利益奋斗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团体。在座诸位都是在文化教育界学术界有地位，对民主斗争有历史的先进人士，希望大家都能参加到民主同盟里来共同负责领导，在中共领导下为发展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沈志远始终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思考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沈志远看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并非没有内部矛盾运动，但这种矛盾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不同。在1949年版《新经济学大纲》增补的第11编“新民主主义经济”，就能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发展的高度重视与认真研究。这一部分是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解读，以近8万字的篇幅，系统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前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与规律性和矛盾”“新民主主义经济各构成部分”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1952年，这部分内容被译成日文单行本《新民主主义经济论》。日本学者认为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以后，沈志远是最早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之一。
1955年，沈志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61名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之一。1956年初他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沈志远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在人类共同劳动过程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政治经济学“研究那基于物质生产所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就是所谓生产关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展，或运动中的。研究历史上某种一定的社会形态底生产关系之发生、发展和崩溃，这便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底任务”。他同时强调：“生产关系既是生产力发展之社会的外形，则生产力当然是社会生产关系之物质的内容了。内容与外形必须是一致的，而不是隔离的、对立的。”
据钟祥财研究员介绍，沈志远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作用。他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和改造，还要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开展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研究。
1962年4月，他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聆听了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肯定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发言，深受鼓舞。他与千家驹、陈翰笙、彭迪先、关梦温、吴半农联合署名作了《对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发言，主张开放城市自由贸易市场，以增加城市农畜商品和其他消费品的供应。当年7月，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他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仁作了《为更好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而努力》的联合发言，“我们往往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却忽略了它的相对稳定性；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却忽略了客观可能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必要性；……我们谈生产关系的改革比较多，而谈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则比较少；强调上层建筑比较多，注意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则比较少”。
1962年8月，沈志远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文章根据马列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论述，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分析了实行按劳分配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指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唯一合理的，就因为它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它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他认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必须的，同时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本身就是‘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方面”。
沈志远的一生，“在党的关怀和哺育下成长，既是一位人民的哲学家，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朱绍文语）。他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播种在中国大地上，最早系统、完整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述丰富，启迪后人。无论是在为新中国奋斗的革命斗争年代，还是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精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将理论创新、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