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已进入技术创新飞跃发展阶段，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技术发展格局深刻变化，技术创新不再囿于连续演进路径，更多呈现出典型的突破性、跳跃性与革命性等非连续特征，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难得的追赶“机会窗口”，意味着其可以通过把握新技术发展的关键环节，重点谋篇布局，实现技术前沿并跑乃至领跑。

　　非连续性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

　　非连续性创新与连续性创新是一组相对概念，用于描述技术创新演进过程中的各阶段之间的关系特征。一般而言，技术在连续性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离散和断续，而在非连续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连续演进现象。因此，二者并不独立体现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更多情况是某个时期由某种特征占主导地位。非连续性创新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技术轨道的跨越式变迁、技术范式的非渐进式转换与创新产品的跳跃式升级。

　　技术轨道的跨越式变迁用于描述和判断技术发展路径与方向的非连续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同一条技术轨道上“技术跨越”，二是从一条技术轨道转向另一条技术轨道“技术跃迁”。“技术范式”作为一种解决某类技术或经济问题的方式、原理、原则、方法、惯例，在技术进步或在市场需求推动下，都有可能发生带有非连续性创新的新旧范式转换。与技术轨道变迁强调的技术非连续性不同，技术范式的非渐进式转换突破了创新的技术属性，将创新方法体系、创新思维模式纳入视域，并更多地与产品及市场需求的非连续性相关联。

　　但技术轨道跃迁与技术范式转换都是对非连续性创新的定性判断，其理论前瞻性和精准性显然不足。创新距离理论则另辟蹊径，以产品空间理论中提出的“既有产品与潜在产品之间存在创新距离”这一观点为基础，认为产品在创新过程中面临非连续性跳跃现象，而创新跳跃成败与创新距离紧密相关。创新距离理论对非连续性创新的贡献在于，它将创新非连续性进行量化的同时，还实现了创新路径网络化与可视化，从而极大提升了非连续性创新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进一步观察不同国家、地区的非连续性创新时机与表现形式，可以得出两点规律性认识。第一，在技术水平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发达国家，其非连续性创新活动多产生于历次科技革命爆发的节点上，技术轨道跃迁形式较为多见，呈现典型的前瞻性特征。第二，对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非连续性创新表现为在技术赶超阶段中的技术轨道跨越升级与技术范式转换等多重形式的叠加特征，且国家层面的引导与干预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带来的创新距离甚至更大。

　　非连续创新带来赶超“机会窗口”

　　综合来看，非连续性创新主要通过两种机制，为后发经济体提供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一方面，在技术轨道跃迁过程中，新技术轨道初步形成和建立，此时后发经济体的进入成本和进入壁垒最低，由此产生技术赶超“机会窗口”，其可通过“蛙跳”方式绕过旧技术轨道实现跨越发展；另一方面，在技术范式转换过程中，同样存在与技术轨道跃迁类似的“机会窗口”，但其不囿于非连续性创新对技术壁垒的打破，还体现在对结构及思维惯性的突破，这些悖于以往有序状态的“无序状态”显然为后发追赶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并非所有的后发经济体在面临赶超“机会窗口”时都能成功实现跳跃，有些则长期陷入“赶超陷阱”。导致这种二元分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各经济体面临的创新距离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创新距离使得后发追赶进一步被拆解为创新目标、创新路径与创新速度三个层面，从而为非连续性创新带来的追赶“机会窗口”特征提供了新视角。这对后发经济体而言意义更加重大。

　　第一，非连续性创新使得“机会窗口”呈现叠加和交错特征，扩大了后发经济体赶超选择空间，而创新目标成为主动影响追赶“窗口期”大小的战略选择。以往后发经济体对追赶窗口，无论是第一“机会窗口”还是第二“机会窗口”，都是被动接受状态，但非连续性创新可通过技术预见等信息支撑，在前沿技术领域主动遴选更有优势的创新“机会窗口”，实现后发追赶。

　　第二，非连续性创新使得后发经济体绕过前沿国家技术封锁的路径“机会窗口”增多。技术裂变与融合作为非连续性创新的两类基本技术发展形态，形成了后发经济体“百花齐放”与“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两种赶超机会，前者是创新目标机会，后者是创新路径机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各产业融合发展，事实上缩短了创新距离，丰富了创新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后发追赶的创新生态环境。

　　第三，非连续性创新使得创新速度在后发追赶中的重要性愈发明显。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时间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跃迁不仅体现在创新质量提升上，还体现在创新速度提升上。双足并举互相推进，成为后发追赶的重要经验，过于偏重某一面很有可能落入“赶超陷阱”，致使创新进程面临停滞。

　　后发国家的创新战略选择

　　非连续性创新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关注，并经过技术变轨、技术范式转换以及创新距离跳跃三个演进发展阶段，理论框架已初步形成，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也获得了一定突破。但受现实应用价值的影响，目前东西方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偏重于对西方国家非连续性创新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因此注重对其理论含义的解读、逻辑框架的构建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但对后发国家而言，非连续性创新既是现象也是机遇，因此东方学者并未单纯将其视为一种经济理论，更视为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的创新战略选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突破传统创新范式，实现跨越非连续性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首先，在创新政策扶持目标上，后发经济体的创新政策扶持范围可适度调整和放大，不仅限于新兴技术、前沿技术等技术创新领域，或是发明专利、使用新型专利技术等层面，还可以更加关注创新制度与创新体系等非连续性创新形成的“机会窗口”，特别是以全国构建统一大市场为契机，推进技术、市场需求与制度环境深度整合与创新，通过全盘谋篇布局，构建对技术赶超的系统化与重点化政策支持。

　　其次，在创新政策扶持思路上，从注重创新质量转向创新速度与创新质量并举，特别是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的技术发展，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适度偏离对既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依赖，以创新速度赢得和维持创新质量，一方面免于落入“赶超陷阱”，另一方面为突破西方的技术封锁与市场保护，提供新的着力点。

　　最后，在创新政策扶持重点上，注意东西方非连续性创新理论与应用的差别与适宜性， 通过可视化网络结构图及技术预见等分析手段，发挥理论在甄别非连续性创新的关键节点、创新跳跃能力评估及创新路径前瞻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推进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加大精准化政策扶持力度，实现后发追赶从局部突破到全局创新的转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抑制性创新演进、企业国际合作研发与产业跨越式发展研究”（18YJA790019）、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逆全球化下国际合作研发推进天津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TJYJ2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