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研究是社会学的重要领域，其成果对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过广泛影响。中国社会学界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既往研究还存在历史关怀不足的问题。人们常常以为社会学应更多关注社会发展的最新变化，而把发展的历史分析交给史学家。事实上，理性化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独特而悠久的文明影响深远，只有重新激活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传统中国有更充分的理解，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转折点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可能在对现代化的一般性理解及比较历史分析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更真切的体会。“社会学的历史视角”是要在充分吸收史学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其与社会学更好融贯起来。
社会学历史视角下的传统中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仅从社会学的历史视角撮要分析若干可与近现代巨变作对照的方面。
旧邦新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弥久如新、旧邦新命。这种特性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对各种外来冲击和新兴浪潮强大的承受力和融合力，因此在新旧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关系，几千年来传统不断通过自我更新延续生命力。钱穆将这种传统的特点归结为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中华文明这种巨大、持续而多重的作用力是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的。在韦伯看来，西方理性化的精神是一种借助卡里斯马的力量所形成的特殊而持久的反传统力量，而中国的家产制支配尽管因包含了某些理性因素而成为家产官僚制，儒家伦理也同样存在某种理性化进程，但无论是其制度还是其伦理，始终都未摆脱传统主义束缚。未能彻底摆脱巫术，是导致儒家这种理性主义最终与传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关键所在。韦伯对传统中国的这些看法既充满洞见，也存在系统的偏见。不过，韦伯的分析至少启发我们从制度、伦理及担纲者三个角度去揭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源所在。
封建与郡县的辩证。从政治制度史的粗略线索来说，以秦汉为转折点，秦汉以前实行的是以宗法制为基础、封土建国的分封制度，秦汉以后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封建与郡县的复杂关联在秦汉以后始终延续着，成为贯穿传统中国的一条重要线索。封建与郡县在复杂的历史演化中已从最初的两种政制之辨拓展为政治与教化、法家与儒家、内政与边政以及经与史等多重的二元关系，并基于天下为家的人性预设从二元对立走向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中的融合之途。
尚文轻武。韦伯认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一个和平化的世界帝国。随着文士取得支配地位，意识形态自然愈来愈转向和平主义。在先秦，战争对国家形态有着重要影响。秦汉以后，军事和战争尽管在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对社会结构与国家形态已不再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对开国君主来说，虽然马上得天下，但一旦平定，则需要向诗书治天下转换，以完成从“乱世”到“治世”的转型。从官僚阶层来说，汉初主要由军功受益阶层构成，但景帝以后则开始转变为以文士为主。隋唐时期文士的地位更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有了更稳定的保障，两宋尚文轻武尤成为世风，君主与士大夫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大大强化，士大夫地位有所下降，但文官地位仍明显高过武将。军人出身相对低微，从选拔到调用都单成体系，与文官政治及地方政治体系隔离开来，只在王朝末期或乱世方获重用。儒士所形成的道统相对独立于君主主导的政统，在道统中几乎没有武德和尚武精神的位置。
乡土为本。钱穆把中国社会分为城市、乡镇、山林、江湖四部分。这四部分中，城市虽是国都所在、繁华之地，乡镇却是家族所在、生命之本。传统中国人绝大多数居住在乡镇，聚族而居，以家庭为单位，以农耕为主业并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世代相袭。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道出了传统国家和乡土社会的生成关系与基本构造方式。韦伯将中国传统国家形态称为“家产制官僚国家”。在他看来，氏族在西方中世纪已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则完整地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中；宗族的强大，造成了古代行政的疏放性，从而阻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长。然而，恰恰是这种疏放性，以士大夫为桥梁，在国与家、朝与野、政与教之间留出了足够的弹性发展空间。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持久性，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和家族秩序生命力的赓续性。政治上层建筑离散分合、阴晴不定，而礼失求诸野，以生育制度和丧服制度为纽带的儒家伦理濡化在日常生活中。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
中国传统社会本身并不是静止或单线发展的。因此，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内部萌生的资本主义要素早晚会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社会。但现实的情况是，晚清发生的突变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从这时开始，观察历史的视角应转移到中外两个维度的结合与互动关系上来。从中外双因素的互动性上看，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转型属性不容否定，此后的中国真切地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美国一些学者主张的“中国中心观”，把着眼点放在从晚明到盛清这个时段，虽有助于人们深入地认识中国内部因素的重要作用，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偏见，但刻意将外来因素排除出去，就不免偏枯不全了。同样，孔飞力将18世纪90年代界定为巨变转折点的做法，虽然兼顾到了内外双重因素，但依然不乏可议之处。
不消说，18世纪90年代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首要的是人口巨变。早在北宋时期，因为早稻的种植从平原谷地推进到丘陵而带动了人口的首次大规模增长。16世纪以来，花生、甘薯、马铃薯和玉蜀黍从美洲引入中国，向干旱高寒地区推进，农业产量大幅增加。清代实行轻徭薄赋和摊丁入亩政策。“康乾盛世”期间存在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市场化、商品化程度不断深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促使人口剧增，并在18世纪末迎来人口的重大转折点。人口剧增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口与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经济内卷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迁移规模大、频次高，汉族与少数民族、土著与客家等多重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口剧增打破了乡土社会小农为本、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矛盾激化和传统叛乱的接踵而至将江湖推到历史前台；人口增长还造成科举学子拥塞，官场冗员充斥，社会上升渠道堵塞。
其次是空间上的巨变。何炳棣将空间列为清代历史重要性的第一条：“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及其疆界所处的位置；而满清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其对现代中国——疆土与族群意义上的统一体——之形成的历史贡献。”疆域的扩大，一方面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文化整合和边政问题的复杂化。
再次是在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上。一方面，18世纪90年代是18世纪经济贸易蓬勃发展达于极盛的年代，市镇经济繁荣，交易活跃，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工业化、商品化、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另一方面，此时恰又孕生了19世纪开端的“道光萧条”，税收体系弊端丛生，银贵钱贱，白银外流，商民皆困。
最后是政治衰败。尤其是人口剧增、经济全球化等特殊的因素，使清朝中期后的衰败呈现出传统王朝体制本身无法修复的危机。
由上可知，18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确实巨大，但中国社会的整体社会性质毕竟没有改变。这种整体性的变化由鸦片战争正式拉开了大幕。
现代巨变的展开
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标识性意义，即蕴含于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整体观中。在坚持1840年至1949年这一大历史时段不变的前提下，应特别拈出“世纪之间”。第一个“世纪之间”从18世纪90年代到1865年太平军被镇压，其间中国社会内部的重大变化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积聚了内部动力。而从186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80多年构成第二个“世纪之间”。这是社会形态已然转变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走向谷底的时期，其间为进入20世纪后半期的革命世纪储备了条件。
革命作为历史推动力。儒家思想中本有“革命”论说。晚清时期，儒家革命旧说成为演出历史新场面的文化资源，因而成为显论。至“世纪之间”，革命话语又被赋予新义。粗别为二，一为西方传来的共和革命论，二为俄国传来的共产革命论。二者内部复有层级结构。前者先行、后者继起。因前者之无效，而有后者之大行。单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世纪之间”的前半期即1921年前，推动革命不断向前的是陈旭麓所谓的“中等社会”。其中既包括所谓“自居于士类者”，又包括“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和“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他们破坏上等社会，提契下等社会，与军人、农民、秘密社会和侨民等结合在一起，不断进行有价值的破坏和有秩序的革命。而“世纪之间”的后半期即1921年后，从事革命的主体力量则转换为现代政党。在多党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取得了胜利。
从共和初兴到共和再造。从千年帝制到民初共和，既是一次政体断裂，也具有历史的某种连续性。共和体制相较君主体制来说当然完全不同，但由于这次革命掺杂着诸多妥协，因此孕生出若干张力。第一种张力是在国家形态上旧的王朝国家形态与新的民族国家走向之间的张力。晚清革命派从最初确立以汉族为中心的“驱除鞑虏”到建立民国时改为“五族共和”，其中既吸纳了清朝的多民族治理政策，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思想。从此，“中华民族”作为新的民族国家概念成为新的国家认同核心标识。但国家认同问题直到1949年后才得到了有效解决。第二种张力是在政治整合上由总统所代表的国家行政权力与资产阶级议会权力之间的张力。这两种政治整合是民国初建时相互角力的两种思路。1921年至1927年，尤其是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革命运动实为一种复合型革命，双方既有合作，又自始即存在内在矛盾。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除了革命政党内部的张力，成为最终取胜的重要条件。
从“地方军事化”到“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太平天国时期所形成的“地方军事化”格局，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的文武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而后，“兵为将有”的军事武装脱离了与中央政权的关联，脱离了与绅士及儒家伦理的关联，脱离了与地方社会的联系，成为一种效忠于军队统帅个人、漂浮在地方社会的分裂性力量，从而为军阀混战提供了土壤。而中共则逐步确立了一条崭新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促成了革命力量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融合，因而获得地方社会和人民的支持，人民军队也从主力部队到游击队再到民兵的多层级性延展中得到丰富和壮大，而地方社会在政治化的乡土重建和主体重构中获得新生资源。
从乡土衰败到乡土动员。乡土衰败是“世纪之间”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首先，农村人口的内卷化把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却又蚕食了农业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农村陷入“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进入和市场的扩大又对中国的乡土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其次，国家开始不断强化对乡土社会的控制和榨取，但这种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是在破坏乡土既有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加上人口的增长已抵达小农经济的极限，结果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远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此即“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最后，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和劣质化，乡土传统伦理和社会团结的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乡土人才被城市单向地吸纳殆尽，此即“损蚀冲洗下的乡土”。面对乡土衰败局面，国民党当局无心顾及，而改良派所呼吁和推进的各种“乡土重建”运动均未获成功。面对乡土社会的衰败及整合危机，中共显示出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动员特长。中共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一方面，高度重视党自身的基层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又在群众路线指引下引导群众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村庄基层政权及各种群众性组织，并建立起与主力部队相配合的多层级地方武装。中国共产党对乡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抽取，与其对乡村社会的植根、动员、再造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往黯淡衰败的社会侵蚀景象为生机勃勃的动员景象所取代。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入口
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意义。现代化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联。这些关联主要包括：儒家传统尤其是伦理观念和关系构型对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传统中国对文治与武功的平衡对建构军政关系有一定的启示；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地域十分辽阔而各种资源在区域间分布很不均衡的大国，还是一个晚近以来基本保持了疆域连续性和治理形式多样性的多民族国家，人口、空间、多民族这些历史条件对现代化道路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中央集权的一统性与地方治理的灵活性的结合，官僚制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的结合，这些从古到今都是国家治理尤其是大国治理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包括农工结合、基层自治在内的乡土传统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等方向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关系，若采取对立的发展思路不仅会导致乡土的衰败，也会使现代化本身陷入困境；等等。中国在革命运动过程当中所开辟并展开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不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但传统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融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是不争的事实。18世纪90年代到1949年两次跨越世纪的巨变，显现出中国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中共开创的革命传统、人口及地域大国的基座、“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以及乡土社会经济的底色，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四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历史与现实的这些关联和融合以及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有着独特的理解。从最近不断强化的“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呼声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知识配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以往由“理论—方法—经验”构造起来的三轮驱动变成由“理论—历史—方法—经验”构造起来的更为稳定宽阔的四轮驱动。历史视角既在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占据了独立的位置，又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入口。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