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服务政府制定政策，增强政策影响力，一直是学者努力的方向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如何评估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影响力或政策价值，仍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难题。围绕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影响力评估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相互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知识和研究如何转化为政策的问题，由此诞生了知识运用理论。经典的知识运用理论将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或成果作为知识的主体来研究，探讨相关领域专家与决策者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启迪模型派认为，知识能够启迪或拓展政策制定者现有的知识基础，逐渐引起概念思维的转换，从而促使支持这种概念思维的政策出现。

　　21世纪以来，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解决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离不开社会科学研究的智识支持，纷纷调整学术研究政策，加大学术研究投入，增强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中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作用。然而，有学者认为，有效评估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作用往往是很困难的。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政府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院荣誉教授梅瑞狄斯·爱德华兹（Meredith Edwards）告诉记者，很多学者的研究正在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项研究若要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策实施之后相关研究的影响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宾表示，一般而言，在政策体系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与政府政策的制定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解释和证据，推动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预判政策走向，推演政策变革脉络，纠正政策的偏差误区；另一方面，政府各种政策的执行又可以成为学术导向，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关联性并非是从研究到政策或从政策到研究的单一线性模式，而应是非线性的、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甚至是反复作用下配合进行的。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系统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运用理论以及二者的作用机制，彰显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对改善政府的决策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提升政策执行力具有重要意义。

　　爱德华兹谈到，过去许多国家政策制定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政策制定者非常愿意接受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建议。但今天，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越来越不信任研究人员，转而更依赖自己部门的顾问。同时，研究人员也更想在核心或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而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知识运用理论的另一大学派——“两大群体理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研究成果是否被使用是由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文化或行为差异引起的。

　　爱德华兹表示，学术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彼此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两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建立信任非常重要。如果政策制定者不相信或不重视学术研究，政府工作人员就没有动力去寻找和应用相关研究项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经常举办圆桌讨论，把政策制定者与学者聚在一起，这样研究人员可以获得政策问题的一手资料，政策制定者也可以从学者的分析中获得新的视角。

　　文献计量学不断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给有效识别和评估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带来一定困难。近年来，随着“政智”潮流的到来、知识政治学的发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化和大数据的应用，科学评估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价值变得相对容易。一方面，许多学者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的互动关系展开深入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价值。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一门新的学科——政策信息学得以产生。

　　据吴宾介绍，政策信息学是对政策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对政策过程规律进行分析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的综合性研究领域，集成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政策过程信息分析特点和文献情报领域的政策信息量化研究特点等。政策信息学的核心是针对政策全生命周期信息的知识分析和知识发现研究，多源数据、技术方法和应用场景是其三大支柱。政策信息学不仅可以科学合理地运用相关工具和方法将政策文献量化，为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证据，还能利用文献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文本计算法、可视化方法来评价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

　　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工具，引文数据已被广泛运用于学术科研评价。爱德华兹表示，引文数据的确可以用于评估学术研究的政策影响力，但这取决于谁引用、为何引用。如果研究人员不断引用其他人的研究却没有涉及政策影响方面的内容，引文数据的用途就不是很大。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府管理系荣誉教授帕特里克·邓利维 （Patrick Dunleavy）认为，对于评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中的使用情况，应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他建议追踪“政策影响的场合”，不仅要衡量某个研究项目成功与否，还应关注一系列相关研究的集体影响。

　　美国科睿唯安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马丁·索姆佐（Martin Szomszor）3月底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撰文表示，标准引文指标只反映了研究在学界的影响力大小，不能衡量学界以外的影响力。所以许多人开始研究类似的数据源，以寻找影响力的可能因子，也就是所谓的“替代计量指标”。替代计量指标可以测度引文指标触及不到的领域，证明学术研究是否与社会互动并产生社会经济或文化效应。其中，政策文件已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替代计量指标，可以评估学术研究的政策价值。

　　Overton是一个新成立的政策数据平台，可以为全球的循证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索姆佐团队最近调研了Overton的文献计量潜力。通过从超过3万条国际来源文件中爬取公开可用的文件，Overton囊括了500多万份文件和各种报告、白皮书、纲领、议会文本、法律文书和其他出版物的1400多万条引文。索姆佐团队研究发现，Overton索引的文件引文并不像传统的文献计量数据库那样集中于自然科学，而更多地向社会科学倾斜。通过研究他们还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比其他领域的研究更有政策影响力。

　　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出对政策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虽然评估的难度很大，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启发和便利。关于如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生产的知识更有效地向政策转化，吴宾建议，一方面，要在学术共同体层面上，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推动学术机构的合理分工，扩大参与政策的渠道；另一方面，要在政府或社会层面，建构开放型政策行为结构，推进新型特色智库建设。此外，还应建构学术研究与政策行为间的主体性关系，推动循证政策的发展与运用。